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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是伴随着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暴动和起义开始的。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之后，随着国民党清党的屠刀砍下，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武装反抗之路，在作为独立武装斗争的标志的南昌、秋收和广州三大起义之中，广州起义率先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在那个时候，共产党人最想建立的还是中心城市苏维埃，模仿十月革命的道路凯歌行进式地完成革命。对于自发走向农村的革命武装，开始并不是很在意，上了井冈山的毛泽东还为此背了处分。从1927年年末到1928年年初，各地尤其是湘赣边区建立的革命政权各种名目的都有，比如1927年年底彭湃在海陆丰建立的政权叫苏维埃，1927年11月毛泽东在茶陵建立的政权就叫做工农兵政府，杨善集在海南搞起来的叫人民委员会。即使这样的政府，开始也只是将旧政府换了块牌子，依旧坐衙门审案子，后来才有所改进。加上那时的中央还有所谓的“烧杀政策”，即用烧杀使农民变成赤贫，然后驱使他们革命。这种愚蠢的政策能够出台，一方面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幼稚，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革命的不重视，因此，根本没有长远打算。从1928年春夏开始，城市起义已经变得没有可能，各地转入农村的红色武装相继有了起色，由于自身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建立相对巩固的根据地，而根据地的建设，政权是必不可少的，于是苏维埃政权开始全面移植到了乡村红色割据地方。~
苏维埃政权是名副其实从枪杆子里出来的，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最常见的模式有两种，一是先有红军，红军打到哪里，由军队在占领的地方建立政权。二是先由地方党组织暴动，再由暴动的武装建立政权。在现实生活中，前者显然要多于后者。建立政权之初，往往不是一下子就成立苏维埃，如果有现成的农民协会，就由农民协会暂时代行政府职能，更多的情况是先建立革命委员会，待政权巩固以后，再成立苏维埃。据萧华回忆他1931年春在江西广昌开辟新区建立政权的程序是这样的，先是“登门上户，深入群众”，同时“开群众大会，演戏”，然后“调查摸底，摸清当地的土豪劣绅”，即使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仍然需要“我们派出有群众工作经验的红军战士帮助地方先后成立了贫协会和革命委员会”。接下来还要“协助区乡干部带领穷苦人开展了打土豪的斗争”，最后还要协助分田，然后将革命委员会变成苏维埃政府，直至成立游击队、赤卫队。一般来讲，由地方党主导的模式对红军的依赖相对要小一些，但同样要依靠党组织和由党建立的地方武装，一般是农民暴动与土匪武装的混合体。无论哪种模式，早期的苏维埃政权一般是四级：县、区、乡、村，后来“正规化”了，才将村一级取消，省乃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其实是在广泛的乡村苏维埃基础上安的一个“帽子”，并不能算是实体性的政权。在苏维埃运动的头几年，即使是同一个地区，政权形式也相当混乱，比如赣西，在1930年以前，“有农协，有约会，有革命委员会，有苏维埃（东固），组织名称极不统一，如是召集了赣西临（时）工农兵代表会议，产生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两种模式产生的苏维埃从形式上看并没有什么不同，但结果却有相当大的差异，那种由主力红军开辟新区而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对军队依赖比较大，这样的地方有的在红军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地方党组织，但由于地方是由军队开辟的，国民党政权和豪绅武装都是军队消灭或者赶跑的，甚至连土地也是军队主持分的，所以军队比原有的地方党在农民中具有大得多的威望，这种政权无疑属于军队导向的。而由暴动产生的苏维埃政权则不同，由于地方党往往是暴动的组织者，因而前种模式中军队所具有的地位在这里归到了地方党组织的名下，所以，这一类政权属于地方党导向。显然，各个苏区的情况虽各有不同，但均以前者为主，毕竟，开辟苏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力量是主力红军。应该说，随着红色根据地的发展，两种模式的苏维埃政权都经过“正规化”的整合，但整合的结果，却使前一种导向更趋明显，苏维埃政权始终带有浓厚的为军队服务的色彩。在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江西苏区省委在总结报告里，曾经批评江西相当多地方的苏维埃工作在党的包办下，已经“完全变为事务机关，变为专为招待红军，打路票，找侠子的事务所”。其实，无论何时何地的苏维埃政权，都免不了要以军队为中心展开工作，如果离开了红军的保护，它就会被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势力吞噬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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