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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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道理说，桂系这一套强化行政管理，健全行政警察（民团）网络的做法，势必会导致行政开支的大幅度增加，从而使本来就不宽裕的广西经济陷于破产，至少也会令农民负担陡然加重，造成农村社会的动荡。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出现，相对来讲，在桂系实行农村改革之后，不仅社会秩序比从前大有好转，匪患大大减轻，而且广西的财政收入也大大增加了。这是因为通过这场“乡治”改革，桂系用三条绳索将过去分散的农村捆在了一起，大大地增加了行政效率。他们取消了过去八百余种苛捐杂税，将农村的赋税统一起来，彻底废除了过去的包税人制度，还将各地大大小小的税局和税卡大部分裁撤，从而大大减轻了中间环节的贪污和中饱，而在过去，仅中间环节的损耗，就达整个财政税收的一半以上。而且由于税卡的取消，各地商品在广西一地可以得到顺畅的流通，商品税收因而大幅度增加。所以，比较而言，农民负担并没有加重，而财政收入反而增加了，省政府甚至有余力将一部分原来属于省款的收入，划拨到县以及县以下的行政单位，给乡村干部以相当的“甜头”，从而令他们对上面更加效忠。显然，这与从前的自行中饱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是自行掠取，一个是上面的恩赐，前者只会加大离心倾向，而后者则导致向心力增加。

    民国时期，广西是继山西之后的又一个“模范省”，也就是说，是又一个集权体制的军事化与警察化社会控制模式的中国版。其效用在当时是非常明显的，各自维持了桂系与晋系在国民党中国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广西，以其“进步”和“开明”的面目，所拥有的乡村文化重建的外部特征，不仅迷惑了许多国人，视之为改造中国的范本，而且连一些西方人都对广西的“新政”青眼有加。美国人之所以在解放战争后期考虑以桂系换蒋介石之马，在一定程度上，与桂系诸人在广西的“政绩”不无关系。

    但是，桂系的“乡治”成绩，只是将农村管住了，政府控制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加强，其实并没有解决农村的破产问题，更谈不上农村的建设。农村的现代化只是漂在水面上的浮萍，一些貌似先进的口号，表面时髦的政纲，农民还是那些农民，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变化，经过国民基础学校毕业的他们，可能依旧一个大字不认识，但却被灌进了一脑袋令他们莫名其妙的观念，他们真正学到的，其实就是“服从”两个字。桂系治理下的广西农村，即使在全国其他地方鼓吹地方自治的时候，也看不到任何“民主”的影子，连表面文章也不做，广西的村街民大会迟至1936年才刚刚有了名目，1938年开始实行，然而即使有这种“大会”的地方，也很少开会，就是开，也是村街长的一言堂，成了他们宣读政府法令和训诫老百姓的机会和场所。有人列举了广西村街民大会规则的各个要点后说，“广西的村民虽然有了集会的权利，可是在人民看来还是不敢满意。我们很担心所谓的‘村街民大会’，会不会仅是政府政令的一架播音机。只有由上至下的作用，而不能发生由下至上的作用。仔细看看上面所引的‘村街民大会规则’，我们连最低限度的四权（选举、复决、罢免、创制）运用，都找不出它的踪迹”。实际上，从“村街民大会规则”上看，村民只能在会上提一些无关痛痒的议案，根本不能选举村街长。从这个意义上讲，桂系虽然与蒋介石长期作对，但他们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m.a

    广西的乡村政权建设，基本上属于20世纪20～30年代世界从集权到极权进程趋势的一个小小的碎片，很多国家和民族主义情绪特盛的人们，真心地相信通过这种手段可以迅速地从贫弱走向强盛，用剥夺人们起码的自由的方式，以军营化的形式来整合社会，以尚武和服从精神来充斥人们的大脑，以斯巴达式的训练强化人们的体魄，将政府的权威发挥到极致，使每个散漫的农民都依附在国家权力的战车上。在今天看来，这种设想与做法无疑是错误和荒谬的，因为它最终会与法西斯主义接轨，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也决不会因为落后国家沿袭类似的主义而不将屠刀挥向他们。而且中国毕竟是中国，要想不打破原有的结构，仅仅依靠采用新人更替旧人的做法，实际上依然难以建立一个完全的统治社会，“新人”固然年轻，但也不可能真的摆脱家族势力与观念的影响，仅仅靠桂系那点不成片段的思想，杂凑起来的意识形态，很难真的取代旧的传统观念和积习。一旦“新政”实行久了，所有过去的毛病都会慢慢地死灰复燃，当新干部变老的时候，也许就是一个老的豪绅复生之日，只不过这个老的豪绅比他的前辈与政府联系更紧密，官气官派更足些罢了。

    红色的个案——苏维埃乡村追求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前十年，中国还存在着一种“另类”的乡村政权，这就是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在农村建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本质只是一种乡村政权，尽管共产党人曾经一度成立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但这个“共和国”所拥有的最大城市，不过是大一点的县城。苏维埃政权虽然始终在农村，但相对于当时中国其他地方的政权形式而言，其来源却要洋气得多，是直接从苏俄引进的趸来物。苏维埃本是俄文cobet（soviet）的音译，意思是代表会议。起源于1905年俄国革命，当时是一种工人和士兵的直接民主形式，其代表可以随时选举并随时更换，暗含着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形式。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成为俄国新型的政权的标志，城市和乡村的最基本生产单位都有苏维埃，苏维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可以立法，还可以直接派生行政机构。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农村而言，苏维埃的原意实在是过于生僻了，不仅绝大多数红色区域的农民始终不甚了了，就是相当多的共产党人也未必清楚。据一直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的张国焘回忆说，农民根本弄不清楚苏维埃是怎么回事，广东的农民知道著名共产党人苏兆征，因此就把苏维埃当成苏兆征的弟弟。而湘赣边区的农民则管苏维埃叫“埃政府”，因为当地方言“埃”就是我的意思。实际上，农民的这些误解是有几分道理的，对于大多数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来说，他们理解的苏维埃，就是共产党的政府和“埃（我）政府”。这也是为什么在四面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包围中，这种政府依然能够立得住的原因之一，就当时而言，苏维埃的确是农民最喜欢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