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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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阎锡山不再强调他的“六政三事”，而着重在行政警察网络的建设。他在1917年改革的基础上，实行编村制度，每三百户人家设一个编村，不足三百户的村庄与别的村庄联合设置编村。后来发现这样严格地编村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于是将编村缩小，改为每一百户设一编村，基本上按自然村设立，最后又改为每五百户设一村，“凡五百户以上之单独村，或联合数村满五百户者，编为一村，联合编村由县指定一适中或要冲之村为主村，其余为附村，附村距主村以不满二十里为限，尚因此限制，联合不能满五百户者，得由县拟具变通编制，呈由该管专署加具意见转呈省政府核定之”。实际上还是按自然村而设，户多户少并没有真的强求一致。编村有村公所，设村长村副，下设一千工作人员；村下设闾，多寡不定，闾有间长，每闾管五邻；邻有邻长，每邻管五户（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可能这么严格）。要求从邻长到村长对村民要把每一个村民的财产、行为甚至言论“看得住”，而且“拿得起”。就是说要像日本一样，老百姓从吃喝拉撒到婚丧嫁娶，从种地打柴到婆媳吵架统统有人监视着。

    除了编村的行政网络之外，阎锡山还要求每村成立各种村组织，成立了息讼会、监察会、村民会议以及学董会。这几种所谓的社会组织都是自上而下通过行政命令建立，但是其领导人却规定必须经过村民选举，在形式上多少有一点“民主”的味道，但目的却是推行道德的劝化，因为这些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整理村范，而整理村范的重点就是整理“十种人”：贩卖金丹洋烟者（毒贩）；吸食金丹洋烟者；窝娼者；聚赌者；盗贼；平素好与人斗殴或持刀行凶者；壮年男子游手好闲者；有残忍情形的家庭；忤逆不孝者；失学儿童。首先，各种组织要配合村公所进行调查，查出所有的“十种人”，然后登记在册；其次就是宣传感化，阎锡山对于“感化主义”非常推崇，曾在各种公开场合大力鼓吹，一度感动不少来山西这个“模范省”参观的名流。如果感化不成，则分别采取监视、取保、警戒和管教措施，所谓屡教不改的，就列为莠民，最后都送到“新民工厂”去强制劳动，这种工厂每县都有，实际上等于变相监狱和集中营。陡然之间，山西的监狱就增加了不知多少倍。为了进一步地约束和管束村民，阎锡山还找人炮制好了“村禁约”，然后经每个村的村民会议通过（实际上是不可能不被通过的），贴在村里的公共场所，要求村民背熟记牢，一有违反，便可以由各种“长”加以处罚，严重的就可能被划入“十种人”行列，一旦进了那个行列，就离进“新民工厂”不远了。

    推行这一切，光靠各级“长”的命令当然是不行的，县区警察的武力似乎也嫌不够，所以，阎锡山又配套实行了“在乡军人制度”和相应的保卫团制度。他将一些军官和士兵派回原籍，依旧按时发饷，同时每村组织保卫团，所有18～35岁的男丁（除了废疾）都要入团接受军事训练，负责保卫村庄、巡查坏人，充当维持社会治安的准警察，进而补充正规军队。保卫团由原来的乡村武装的枪械装备，拥有杂色枪支和刀矛。而教练和指挥保卫团的任务，就由在乡军人负责。在乡军人每年要集中调操一次，由军队统一发给食旅费，以免荒疏了军事技术。当在乡军人被抽调走之后，山西改设特聘的教练员，每段一名，月支饷10元。实际上，在乡军人和保卫团制度的推行，等于一箭数雕，既把原来乡村存在着的各种名目的独立和半独立的武装统统收在自己的名下，从根本上免除了乡村地方势力潜在的离心威胁，又建立了一套乡村准警察体系，还捎带弄起了预备兵部队，为他日后扩军扩张做了准备。据1933年不完全统计，全省保卫团团丁计55万余人。   m.a

    为了更好地、更有力地推行村制改革，阎锡山将原来省政府设立的六政考核处改为村政处，变成一个庞大的专任机构，其中考核股专门负责村政实施的监督考察。又将全省划分为12个村政实施区，每个区管八九个县，均设有专任机关，专门负责村政。山西原来跟民国时期其他地方一样，在县以下设立了区政府，现在办理村政，阎锡山又将每个区分成各个小段，由区长、承政员、承审员、主计员、实业技士、视学员、宣讲员、警佐、巡官分别兼任小段主任，直接管到每段的农户，督促检查村长、闾长和邻长的工作，而他们上头的知县以及属吏，知县上面的大区的负责人，考核股的官员甚至于村政处的大头头，都定期下来检查监督，甚至还直接查到每家每户。这样，所有的这些村以上的官员也被纳入了“村政”的网络行政系统，与编村组织、保卫团、息讼会等一起编织起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网，将所有的村民都网在里面。

    阎锡山的村政改革，从1920年到1927年这几年的确部分实现了他的初衷，在这个偏远的小省，他迅速地从农村聚敛了巨大的财富，用于工业建设，其中最主要是军工企业的建设，到20世纪30年代，原本几乎是空白的山西军火工业，已经可以跟全国最大的钢铁与军火工业基地武汉三镇相媲美，拥有电气厂、炼铁厂、枪厂、炮厂、火药厂和弹药厂，能制造机枪、冲锋枪和重山炮、野炮，晋军成为全国军阀军队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之一。他多年苦心经营的农村行政警察网络，不仅为他提供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比其他军阀用强力搜刮来的还要多），而且还为他准备了大量的后备兵源，更重要的是，山西几十万的“村干部”（这是阎锡山当年自己的说法）为他的统治搭起了一座比较坚固的宝塔，这些人的利益与阎锡山个人息息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也是阎锡山能够成为唯一的民国不倒翁的缘故。虽然山西的行政警察系统的效率并不高，由于过于烦琐的“公务”，农民不胜其扰，因而影响了农业生产，但作为统治的维系，对异端的清除和思想的控制还是有效的，据说，在村政搞得最火的年月，监狱里的犯人要想从山西逃掉是有一定难度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山西的村制改革真正的价值就在于，从清末就开始的国家政权下移，到了山西阎锡山手里，得到了真正的实现，也只有在他的手上，才真正实现了国家政权对个体农民的超常榨取，将农村分散的人力、财力、物力，通过行政警察网络，会聚到了军事和工业现代化上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