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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阎锡山的时代，山西无疑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省份，山西票号的名声已经过去了，晋商的辉煌也已成为明日黄花，作为一个并不起眼的地方性军阀，要想生存和发展，似乎唯一的途径就是抓住农村。阎锡山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一旦袁世凯垮台，中央政府变成了有名无实的招幌，中国完全进入群龙无首的割据时代，中央政府对于他这个非北洋系统的地方军阀的威胁已经基本消失，他对于内部小的割据势力的整肃也已完成，他就开始了别具一格的村政改造。在此之前，山西的村制跟全国一样，是以里甲制为主，掺杂着图甲、保甲和都甲制的庞杂混乱的体系，乡绅虽然没有南方地区势力那么大，但也是举足轻重，与其他地区一样，传统乡绅在农村的统治正处在衰退之中，各种武化的势力正在抬头。而阎锡山则打算通过一场扎实的乡村改革，将山西的农村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1917年，阎锡山提出了所谓“用民政治”的主张，仿效日本，开始在村一级设立行政“干部”，不但设置了村长，还添加了村副；村下设闾，闾有闾长；闾下设邻，邻有邻长，一律由政府发给补贴，在农村代行警察职能，以行政和警察手段，推行他的所谓“六政三事”。“六政”为：水利、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三事”为：种棉、造林、畜牧。即在推行农村社会风俗的改造的同时，发展山西的农业，以实现富晋强晋的目的。当然，这一做法的实质是力求仿效日本军国主义治国方式，以政治上的军国主义，行政上的警察化和经济上农业国家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迅速实现山西的富强。阎锡山作为一个士官生，多年留学日本的经历，虽然没有在军事技术和韬略上有多少长进，但平时耳濡目染日本社会畸态的“敬军尚武”的社会风尚，对日本全社会性的军国主义教育和训练，以及警察化的社会组织深有感触，与旅日的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对军国主义理论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主政山西不久，就编写了《军国主义谭问答》的小册子，热切地主张“政府以军国为政策，教育以军国为教育，社会以军国为组织”。阎锡山在山西的村政实验，很明显的有这种从日本贩来的军国主义的思想背景。在这里，实际上阎锡山早年的救国理想与抱负和眼前的割据称雄需要混杂在了一起，结果是印出了清末政权下移趋向的极端版。w~
然而，这种趸来货色用在中国似乎并不适宜，阎锡山的村政改革在最初几年虽然工夫花得不少，可效果并不显著，虽然禁烟表面有些效果，但由于周围地区仍然大量种植鸦片，结果造成山西的资金大量外流，实际上烟毒依旧未除，甚至连放足和剪发这样的风俗改革也步履维艰，民怨沸腾，至于以行政命令手段推行蚕桑、种棉，不唯无利反而有害。这样，鉴于前段村政改革的教训，自1920年6月起阎锡山邀请全国各地的名流学者，陆续在山西省政府后院的进山会馆开了一年有余的所谓“学术讲座会”，围绕“人群组织怎样对”这一中心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一来为他的村政改革作作“名人秀”，对外造一点声势，博得若干好名（当时山西有“模范省”的美誉）；二来也从名流学者那里获取一些思想资料，好改进他的实验。
与同时代的赳赳武夫相比，阎锡山的确算是个聪明人，果然，在“进山会议”之后，阎锡山推出了“村本政治”的改革。阎锡山说：“村是政治效用的表现处，政治文化的胚胎地，政治收获的储藏室，政治机能的培植所。综合来说，村是政治事项的实行处，也就是政治福利的享受者，舍村而言政理是玄虚，舍村而言政事是画饼。因村为群生的最小单位，村以上是村的集合体，村以下不够一个健全的群生机构，所以我主张政治放在乡村，以村镇市为施政的基本单位，名为‘村本政治’。”虽然说得有点花哨，但可以看出，阎锡山的确将村政看得非常之重要，几乎视为他军阀政治的安身立命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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