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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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形象，引人注目者有二，一是清廉，二是民主。中国共产党虽然在红军时期已经搞了近十年的政权建设，但红色苏维埃政权的真实形象一直鲜为外界知晓，不唯国外对中国苏维埃是一头雾水（第一个访问红色区域的外国记者是斯诺，其时已经是1936年），就连国内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市民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是茫然无知。可是，大家对于国民党政权尤其是基层政权到底是个什么形象却是十分清楚的，舆论对于国民党政权尤其是基层政权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贪污腐化，二是专制和不民主。当罩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的迷雾终于被揭开时，他们抓住了时机，将一个与国民党基层政权全然不同的形象呈现在国人和世界面前，从而胜出了国共对抗的关键一局。

    抗战前十年，中国的焦点问题一是救亡，二是农村的破产，而中国农村境况的恶化，首先是基层政权的恶化，这一点，连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

    共产党人当然更清楚其中的玄机，要想在敌后的农村站住脚，首先就是要改变基层政权的形象。然而，抗战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但国民党根本就没有打算让共产党人拥有自己的政权，而共产党人却非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不可，否则就真的成了“为国民党扛活”。建立自己的政权，苏维埃的形式是必然要抛弃的，就算是没有与国民党合作，在巨大的民族危机面前，苏维埃这种单一的阶级政权也难以适应需要。作为“先斩后奏”和“斩而不奏”的结果，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从来没有放弃过国民党政权甚至地方军阀政权的法统，连建制也没有改动，根据地或者是区、乡、村，或者保甲或者编村和闾邻（山西村制），基本上都沿用原来的村制。但是，除了根据地创建初期由军队建立的准政权之外，重建基层政权的共产党人并没有简单地自上而下地恢复旧政权，将之换上自己人，对于他们来说，旧政权所要保留的仅仅是一个躯壳，必须进行实质性的改变，才能适应抗战和自己的需要。为此，共产党人巧妙地抓住了两点，既作为对外的旗帜，也将之落实到具体的政权建设上。这两点一是作为三民主义分支的民权主义（民主），二是地方自治。显然，这两面旗帜是国民党人所无法反对的，前者是他们的立国之理论依据，而后者则是即使施行保甲制度也要加上的头衔，只不过，国民党人并没有将之付诸施行的打算。

    共产党人在抗日敌后根据地所施行的民权主义和推行的地方自治，其核心就是民选政府。事实上，无论极力主张地方自治的西化知识分子还是始终没有放下地方自治招牌的国民党人，都无法否认实行民选是民权主义和地方自治的中心环节之一，所以，国民党中央政府尽管有一百个不情愿，但也不好明令谴责和讨伐这种自行其是的“非法之举”。

    共产党人在根据地农村推行民选，先后经过几个阶段，最初的民选之举，主要是为了合法地选掉国民党政府系统的乡村政权的人员，和平地实现取而代之。当八路军和新四军进人敌后开辟根据地，控制了一些地区之后，虽然国民党的县级政权有的已经逃掉和溃散，可是由国民党政权加委的区、乡或者保甲长却还在，依旧把持着政权不放。显然，中国共产党不宜简单地以武力驱散或者改变政权人员，这样做有违统一战线的宗旨（在抗战初期，国共关系尚比较融洽的时候，更不宜如此），但是这些乡村旧政权又非更替不可。所以，共产党人就采取实行民选的办法改换政权面貌。在这里，民选就像共产党人自己说的那样，变成了一场“斗争”，不过是和平的斗争。~

    斗争的前提是共产党军队对该地区农村的实际控制，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抗日团体对乡村的组织和整合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而斗争的砝码就是提倡政治清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凡是国民党政权加委的基层政权负责人，不是地方豪绅就是借此捞取好处的人，一般都有相当程度的贪污行为，尤其是在赋税的负担上面，绝大多数乡村负责人都会按清末民初以来的“传统”，让小户多负担，自己家和大户则少承担或者不承担，只要已经具有相当实力和人望的抗日团体打出反贪污反腐化的口号，民选基层政权的活动就很容易发动起来。最大的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早在1938年3月就开展了民选村长运动，这个运动就是在反贪污斗争的旗帜下进行的。当时，晋察冀边区的共产党人还是以“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名义行使权力的，打的是阎锡山的招牌，但是通过清算村账，清算不合理负担和鱼肉乡民的行为，一大批由阎锡山政府精心挑选的编村村长和村副倒了台。为此，大多数村庄都成立了清查账簿委员会，而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农会在其中起了主导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旧的县政府袒护原来的村长的情况下，村政权依然在共产党组织的农会组织的抵制中换了人，比如五寨县的县长将两个被农会驱逐的有贪污劣迹的村长对换，但两村的农会却能够“使两个村子同时拒绝贪官污吏的来临”。还有些村长因为贪污严重，被农会押送到县上，即使县政府将他们放了，可是却再没有了回村任职的可能。更普遍的是农民的请愿运动，成千的农民拥到县政府，非逼迫县政府实行民选撤换旧村长不可，在没有军队撑腰的情况下，即使是阎锡山的县政府，也只能顺应农民的要求。据统计，在1938年，晋察冀边区有8000多个村庄进行了民选村长的运动，参选公民占40%—50%，冀中边区有3128个村庄进行了选举和改选，占所属村庄总数的68%，没有实行民选的村庄，或者条件过于恶劣，或者已经由中国共产党合意的人掌了权。

    由新四军李先念部控制的鄂豫边根据地也是这样，先由抗日团体出面发动，组织宣传队到各地宣传鼓动，甚至还演出“改选贪污保长的戏剧，内容就是保甲长贪污压迫老实人”。在对旧政权贪污行为的清算中，重点逐渐从反对个人行政过程中的贪污行为，过渡到他们借政权欺压良善（老实人），不合理负担这种“传统”，这种反对乡村不公的诉求，理所当然地会得到更多农民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