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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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末民初以来农村持续破产的情况下，贫穷和比较贫穷的农民成为农村社会的大多数（而在传统社会的常态，自耕农这种中间阶层应该是最多的），形成了所谓的金字塔结构。面对这样的农村社会，推行这样的“阶级观念”，对于发动和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也确实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不过，这种观念对于维系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却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它往往造成了一种“革命的动态结构”，结果导致贫富的斗争不断地持续，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则有妨碍。无论在任何一种社会，都难以避免地存在贫富的差距，不过是差异的程度不同而已。在经过了土地革命之后，苏区的社会并没有可能进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境界，重新分得了土地的贫苦农民，由于在经营、劳力诸方面的差异，同样会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分出贫富来。苏维埃区域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反对和清查富农的问题，党的文件不断地提醒人们清除混入党内和苏维埃政府内的富农分子，这种清查一直到1934年红军撤离南方根据地前夕都没有停止（所谓的“查田运动”，实际上就是查富农），实际上，在贫富和红白对立如此严重的局面下，原来的富农即使还在，也早就成了死老虎，不仅没有经济实力，而且很难钻进党和政府的权力机关，所查出来的富农实际上都是“新富农”。在这种“革命的动态结构”里，如果有人富了一点，那么就有可能重新被推入到被斗争的行列中去。这种情况的发生，实际上与清末民初以来日益严重的农村贫困化所造成的普遍的社会动荡和不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普遍而深刻的贫困化过程中，人们对于原来普遍期待的发家致富希望破灭，陷入绝望心态的人们越来越多，几乎一无所有的农民所能容忍的，只有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决议中批判的那种“绝对平均主义”。

    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利用阶级观念将农村的金字塔结构倒过来，使昔日的最穷最令人看不起的人处在权力架构的最上层，处于最令人羡慕的地位，呈现出一种所谓的倒金字塔结构，这对于激励和鼓动人数最多的贫苦农民参加革命无疑是最佳的一种方式，这种权力和荣誉假借，加上土地与地主浮财的分得，使得贫苦农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的关怀，得到了做梦也难以得到的实惠，这一切才是苏区农民在外界人士看来不可思议的“赤化”的根基。但是，即使是最具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也难以真正让占农村人口多数的人成为统治者，能进人权力架构的毕竟只是少数幸运儿，农村中见过世面的流民和半流民，读过几年书，粗通文墨的农民知识分子，朴实能干，表现勇敢又为上级特别看好的贫雇农都是最有希望的人选，能被选上最大的前提就是敢于出头露面。尽管乡村苏维埃政府成员对文化的要求不高，但文牍旅行是任何一个政权体系都免不了的，所以尽管肃反打掉了许多知识分子，但各级苏维埃仍然离不开识文断字的人，以至于中国共产党苏区的文件中屡屡有批评乡村苏维埃“秘书专政”现象。苏维埃的主席肯定都是出身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但他们能不能够说了算就很难说了，如果政权清一色的“苦大仇深”，那么办事效率往往很成问题，因为游击队和苏维埃负责人不识字而耽误事的现象也时有所闻。~

    权力毕竟是与利益相联系的，我在前面说过，中国苏区的苏维埃政权并没有实行代表会议制度，政府机关的行使权力过程，除了意识形态的道德准则和党的纪律之外，不存在什么约束，基本上他们是靠着道德的自律来行使权力。在战争还在激烈进行的时期，这种源于意识形态的道德自律基本上是有效的，但已经比较普遍地出现了分伙“食尾子”（即每月政府的伙食节余），没有事情在机关吃公饭，甚至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家分好田等轻微的腐败现象。农民打天下、坐天下、享天下的刘宗敏思想，从革命的一开始，就困扰着发动这场农民革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然而，除了不断地斥诸“革命的动态结构”即不停顿的运动和道德教育和自律之外，他们一直想不出有更好的解决方式。

    即使是在革命年代，政权也不能仅仅进行政治活动，在经历了短暂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狂欢之后，苏维埃政府就在革命武装的配合下，从事征粮征税的“业务”。应该说，在那个时代，苏维埃政府的这种业务尽管开展得并不娴熟，但基本上能供应根据地红军的所需粮食和一部分物资，但由于政策的过于激进，吓走了大部分商人，同时也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根据地的生产和消费品包括食盐都非常缺乏，经费也十分紧张。半是出于习惯，半是由于困难，相当一部分的红军甚至地方武装的经费还需要依赖到国民党区“打土豪”取得，有的地方武装非常热衷到国民党区去打土豪，绑地主的票，不管所绑的票有多么“反动”，只要交上了赎金，就马上放人。虽然在经费方面没有能满足军事上的需要，但苏维埃政权组织生产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革命的“运动模式”基本上排除了农民个体发家致富的可能，但根据地和红军又需要经费和粮食，所以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配合不断的意识形态激励和红色恐怖的震慑，鼓动起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实现物质生产增加。红军时期，红军的战斗减员相当之大，因此需要根据地不断补充，越是巩固的根据地，出来当红军的就越多，很多地方的男人除了老人和孩子都上了前线。在乡村党和苏维埃以及各种团体组织的动员下，从前没有下田习惯的苏区妇女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由于妇女显然缺乏生产经验，于是集体生产形式开始在苏维埃的倡导下普及开来，各种耕田队和耕牛合作社纷纷被组织起来，甚至按军事编制组成大队和小队，剩下的男人和妇女都被组织进去，有经验的老人担任指导，而大脚的妇女们则担负起从春种到秋收的所有农活。而各乡之间，开展各种名目的“革命竞赛”。甚至连孩子们也在少先队的组织下，“开展铲草皮、放牛、拾狗粪等竞赛活动”。尽管在苏维埃时期苏维埃政府在组织生产和提供粮税方面，做得还算差强人意，但在总体上日趋激进的政策驱使下，还是日益走向困境，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为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开始大量发行公债，强行向富农募捐，由于根据地早已经没有了什么富农，因此这项措施变成由政府用武力挨家挨户强索，极大地挫伤了农民对苏维埃政府的亲和感，再加上几乎无限制的扩红征兵，以及随之到来的抓逃（兵）运动，使农村生产受到了很大冲击，到了红军长征前夕，根据地的经济实际上已经难以为继了。

    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