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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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国民党政府并没有真的想要实行乡村自治或者地方自治，之所以如此作为，外部的因素是欧美国家的一些民间组织的推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河北定县自治实验）和一些学者的鼓吹（晏阳初、梁漱溟、李景汉等），内部因素则是国民党和政府若干“有识之士”想借此强化乡村控制，防共反共。在推行“乡村自治”时，国民党内部尚未统一，各类新老军阀之间的战争方兴未艾，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说话最算话的人蒋介石此时其实并没有心思管这件事。所以这种假模假样的自治运动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它的中途流产，虽然有的地方做了一些统一基层的行政区名称和清查户口的表面文章，但关键的自治却没有推行下去，甚至连表面文章都没有，大多数地方根本就没有村民大会这回事。连半官方的舆论都说国民党政府的这场“乡村自治”，“名为自治，实为官治”。

    整个的农村改革举措，连基本的经费都没有落实，地方有限的一点经费还被占用，比如江苏每县年仅58万余元的自治费就全部被挪用为“党务经费”，一点价钱都不能讲。新的乡村行政区划，划分得既粗糙又仓促，而且往往只考虑政府管理的方便，而忽视农民的习惯与便利，不大的湘乡一度竟然分为百数十乡，每乡都安排有一批吃官粮的“公务人员”，结果害得农民负担奇重，苦不堪言。所以，农民对于区、乡、间、邻并不认同，在实际生活中还是依旧称呼老的里甲、都坊和村屯。“各地人民对于新的划分，以区域宽狭，人口多少不一，颇欠均匀标准，尚不易将都坊心理打破。”。一场草率糊涂的基层政权改革，所有的成果只是将区、乡两级的衙门立起来了（因为可以安插吃官饭的人），至于底下的闾、邻两级则不甚了了，一笔糊涂账。

    既然行政的清理整顿不甚了了，那么其他工作自然也难以展开，“但以各闾邻之间缺乏联络，关于闾邻长之职责，亦未加规定，致各种自治事业，每因下层组织未能严密而难以推进，”清查户口，几乎没能开展，整顿乡村武装虽然有点眉目，但进展缓慢，整个自治运动除了多添了几多吃官饭的官老爷之外，了无成就可言，虽然政府对乡村的控制得到了一点加强，但农民负担却因此而加重，既无任何促进乡村建设的作用，也达不到防止共产主义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

    国民党政府“乡村自治”或者乡村改造的第二项内容，是土地整理、田赋整顿和租佃改良三位一体的乡村改良计划。由于国民党在乡村缺乏起码的权威，不得不依靠武化和劣化的地方精英来打通上层和下层，实际上等于将它们在农村的统治基础建立在这些地方精英上面，乡村行政系统因而被地方精英所把持。既然国民党政府赖以推动乡村改良的主要杠杆——行政手段受制于地方精英，所以凡是损害他们利益的所有改革自然无法推行。

    土地整理的意思就是重新丈量核实全国的田地数目。这项工作显然是与田赋整顿密切相关的。自清末以来地籍的混乱和地册的散失，使得任何一项涉及乡村的改革都障碍重重，地方精英也正好上下其手，浑水摸鱼。为了此次土地整理，南京政府专门成立了地政机构，动员了大批学生来参与清查丈量土地，结果却收效甚微，连南京眼皮底下的江浙两省十年清查的结果，不超过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一，其他省份几乎就等于零。

    田赋短收是困扰清末以来历届政府的老问题，原因大家都清楚，无非是地方豪绅的隐田不报和拒不交纳，还有地方各级官吏经手中饱以及直接征收人员的上下其手。这两个原因实际上是一个，都是地方精英尾大不掉的问题。问题是既然南京政府要依靠他们，就不可能阻止他们收取好处，抛开历史的惯性不说，仅就当时而言，地方精英也自然会将这种“非法”的收入当成应得的报酬。所以，尽管国民党中央和省政府花了不少力气，下了如山般的文件，田赋整顿还是毫无起色。20世纪30年代初，厘金取消，省级以下的政府开支只能依赖田赋，田赋整顿无望，于是为了应付日益增加的开支，只好加捐增税（大幅度增加田赋附加），最后又都落到农民头上。

    三项任务中最难的就是租佃改良，基本上属于与虎谋皮。既然前两项都中途流产，那么这项改革的命运可想而知。南京政府虽然曾于1929年、1930年和1932年接连颁布“二五减租”法令，但只有少数省份看在中央政府的面子上还能提及这些法案，但根本就没有实行，多数省份甚至连提到都懒得提，真正付诸施行的只有浙江一省，最后也只能在雷声大雨点小的闹剧中收场。最后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前10年的农村改良，只能缩减为点滴的技术改革，比如改良农作物品种、水利和道路的维修、兴办农业信贷合作社等，即使这样的技术改良，除了少数由外国人和中国学者参与的极个别实验之外，往往被地方精英把持，最后也变了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