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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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统治集团像近代军阀一样与乡土社会如此接近。据说，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出现过大大小小超过1300个军阀，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不折不扣的乡土集合体，是按照严格的血缘和地缘网络建立起来的。同宗、同村、同乡的关系被视为最紧密和牢固的团体纽带。北方规模较大的军阀对于地缘的依赖相对要差一点，但是南方的中小军阀一旦离开了他们的家乡，就等于丧失了生存条件。无论南北，军阀集团的核心层几乎无一例外地由血缘、地缘最近的人构成。但是，恰是在这样一种统治者的治下，中国农村呈现出最无序、最混乱的状况，农村的破产变得变本加厉，农民陷入了极度的贫困化的境地，农村的实际控制者呈现出五花八门的面貌，有地方精英的乡村武装，也有土匪、教门和帮会的头目。

    在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中央政府总体上是缺乏权威的。还在袁世凯时代，中央政府要想动一动各省督军甚至师、旅长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到了后来，中央政府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百里侯”，政令不出都门，其实只是控制北京的军阀手中的招幌，其作用只是为遍地的大小军阀提供一个“合法割据”的头衔。各地军阀的统治完全依军阀的个性来进行，讲究一点的和有一定抱负的统治就规矩一点，而目光短浅和生性残暴的则毫无章法，四川军阀刘存厚居然把田赋征到了21世纪的中叶，而“三不知”将军张宗昌干脆就是土匪式的掠夺。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就是都强化了地方政权体系，并将之公开地延伸到了县以下。民国初年各地的县之下大多设区，区长由上面委派，或者由县长委任当地精英担任，属于很明确的“政府机关”，县以下有的是乡，有的是保，有的是都，不一而足，但头目都要经过上级政府认可，甚至连最基层的甲、牌长，有的地方都要上面点头。地方政权自县以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皆唯催粮是务……盖在军队高压势力之下，不得不然也”。此时的国家政权已经完全丧失了原来的教化功能和社会调节功能，赤裸裸地变成了税收机器。换言之，国家政权此时已经完全控制在了军人手里，政权的延伸伴随着武力的抢夺，而且只为军事机器的现代化服务，清末以来的政权下移，终于走到了它不应该去的地方，脱离了原来的现代化目的，走到了其反面。w~

    不言而喻，在这样一种赤裸裸的武力统治下，农民的处境无疑是相当悲惨的，农民从传统意义上的编户齐民，变成了任人宰割的农奴。暴虐的地方豪绅倚仗手中的武力，对他们可以想打就打，想杀就杀。湖南汉寿县第四团防局局长李达材，为一点细故，纵兵打死乡民曾纪洛，还意犹不足，复将曾的弟媳提到局里，“裸衣鞭打垂毙”。这些武化的土皇帝的话就是法律，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没有人敢于违反他们的意志。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农民都到了根本无法生存的地步。因为对于各类精英而言，虽然农民的身份多少发生了变化，他们之于统治者的权威性的服从变成了现在的强权性的屈服，但毕竟从某种程度上，农民变成了他们赖以存在和与他人争雄的资本，或者说有了他们私产的意义，于是，他们或多或少还得让农民生存下去，在有条件的时候还可能起某种保护作用。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所谓的保护是非常有限的、局部的，有很大的随意性，不仅武装集团在相互的势力范围之外常常呈现掠夺性，而且当集团的首领缺乏远见和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也会对内竭泽而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