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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仔细勘查。
“天津大发”车牌号为“辽宁31—e0127”，两侧车门上印着“沈阳市个体营业
运输·新民·0128”字样。在司机座位的夹层里有一个黑色皮兜，里面装着“营运
执照”等手续，还有一张身份证，上面印着“姓名焦双平，性别男，民族汉，出生
日期1957.7.29，住址吉林省龙井市向上胡同21—3……”等字样。座位前面的地板革上有大量泥沙。在副驾驶座位上放着一串钥匙，经查是那辆“桑塔纳”运钞取款车使用的。很明显，匪徒们把它带走，是为了阻止“桑塔纳”司机追赶或跟踪。
技术人员细心检查全车，没有发现什么较大的疑点，只是有一点异常：车厢里，有一根用这辆车的座垫套撕成条状并有连接的布绳，布绳的一端系在车后门的内侧，另一端系于副司机位置后上方的扶手。技术人员分析，这里很可能是捆绑什么人（如该车司机）的地方。
按已有线索查访，找到了开这辆车的主人，是新民市个体出租车司机黄长河（35岁）。黄长河的家属说，黄长河在6月26日早晨6时30分从家里开车出去拉脚，当天就没回来，已经向当地警方报告。
运钞送款车被抢的时间是28日，可是黄长河失踪是在26日，难道他被匪徒控制（或杀害）的时间竟长达两天吗？侦察员感到这一点很不寻常，再三与家属核实黄长河失踪的时间，家属一口咬定，确实是26日，并有警方记录为证。
黄长河现在哪里，他是否已经被害了？如果被害，尸体又在何处？
直到抢劫案案发9天之后，才有人在一个不易被发现的地方找到了黄长河的尸体。
几天前，下了一场暴雨。于洪区环卫所的工人老张和老邢在于洪乡姚家村的一条公路上干活儿，无意中在路边一片稻田的水线里看见个盆口粗、一人多长的黑东西。走近细看，奇臭难当，原来是具男尸！
市刑警支队法医在现场勘验尸体，发现尸体被抛弃于稻田水线水中，外面包裹着一层塑料膜。尸体头部缠裹着绿色座垫套，颈部系一条安全带。法医鉴定该尸为生前被他人勒颈，造成机械性窒息而死亡。由于尸体浸泡在脏水中，正值盛夏，发现又较晚，尸体已经周身污秽，高度腐败，爬满了蛆虫。
家属认定，此尸正是失踪已经9天的“天津大发”出租车的司机黄长河。
那天，黄长河哼着小曲擦完车，满面笑容地开车走了；今天，他却变成了这样一具污秽吓人的尸体，被扔进臭水沟里泡了9天，这怎不叫他的亲人们心如刀绞，痛哭失声！
黄长河尸体的发现，使“6·28”案情更加明朗了。匪徒们先劫车杀人，后抢劫
巨款，犯下了弥天大罪。
“天津大发”司机座下的那些沙土得到了解释，是匪徒们在辗转抛尸中踩带上
来的。
刑警支队和皇姑分局的公安民警们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义愤，对“6·2
8”杀人抢劫案开展侦查，可是没有进展。显然，匪徒们对这次犯罪行动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在外地劫车，杀害司机，然后进入市区抢劫，延缓了暴露的时间；作案后又迅速弃车而去，逃避追捕。茫茫人海，4名匪徒消融其中，用种种假象遮人耳目，以普通人的身份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要想把他们识别出来是容易的吗？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6·28”运钞取款车抢劫案件发生后，市政府对全
市金融机构运送巨额现金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和要求，并购买专业运钞车辆，配备经警和保安人员，实行武装押运，有效地防止了同类案件再次发生。
当被害人家属抱着死者的骨灰盒哀哀痛哭的时候，孙德林、汪家礼、汪家仁、孙德松这伙匪徒却在酒店里吃着佳肴，喝着美酒，恣意挥霍着抢来的不义之财。他们认为，这次抢劫运钞取款车，是他们在到目前为止的犯罪生涯中干得最漂亮的一次。
汪家仁的家离华山城市信用社门市部不远，他每次经过这里，都要向这他称之为“小银行”的地方多看几眼；有时他还走进去，伸长脖子，贪婪地盯视着柜台里那一捆捆高高摞起来的钞票，涎水直流。买到猎枪后，哥们几个一直想“干大的”。
这家“小银行”周围比较僻静，街上行人和车辆不多，那辆运钞取款的白色轿车每
天一早就到，很有规律；押款人员通常是两男两女，只有一名“保安”拎根电警棍，鬼知道里面装没装电池……汪家仁反复转着这个念头，萌生了“干这辆运钞车”的恶念。
汪家仁把这个想法向同伙提出来后，得到了他们的赞成。他们或单独一人或两人一起，去华山城市信用社门市部观察，一致认定“干这个值，能成”。他们按各人的“专长”作了分工：汪家仁继续“踩点”，孙德林去搞车，汪家礼开车，孙德松配合。他们估计，这次行动有他们两对兄弟4个人就足够了，没找王文绪。
错过了时机
“咱们几个人，各发挥各的长处，能开车的开车（比如我三弟），能打‘前锋’的打‘前锋’（比如孙德林）；我呢，年纪大了，但付得出辛苦，跟踪啦，‘踩点’啦，都行……”
5年后，当汪家仁戴着镣铐面对刑警支队案审处的预审员时，这样不乏自负意味地供述。
的确，在预谋抢劫运钞取款车的那些日子里，汪家仁更加频繁地到华山城市信用社门市部前面转悠，暗中观察。他的年纪比较大，善于伪装，按照社会犯罪呈现低龄化这个特点说，他不大为人们所注意，有一定的隐蔽性。
6月26日一早，担负“搞车”任务的孙德林打车来到新民市。他要物色一辆比较好的旁开门、后揭盖的微型面包车，这样的车在抢劫中便于同伙跳上跳下。此刻，他又站在马路边，像“催命阎罗”似的寻觅着司机。工夫不大，黄长河开着一辆“天津大发”迎面跑过来。孙德林笑着挥手一招，就把这位司机送上了黄泉路。
在于洪区北李官屯一个僻静处，孙氏兄弟和汪家哥俩4个人就地取材，用面包车座垫套撕成布条勒死了黄长河，弃尸后把车开到皇姑区。他们在预定抢劫后逃跑的路上“演习”了一次，感觉甚好。当天他们就想干，但为时已晚，那辆运钞车已经来过了。汪家礼几经选择，将“天津大发”“存”放在信用社门市部后面不远的地方。
第二天，即6月27日，匪徒们要在这天动手。清晨，汪家礼心怀忐忑，向那辆“天津大发”走去。昨天劫车杀人的事是否惊动了警方？这辆车能否被人发现？他边走边小心谨慎地观察四周，在确认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后才挨近了“天津大发”。一切都是原样，没有什么变动，他放心地坐进驾驶室。
7时，其余3个也都来了，各就各位。没有一句话，不作一个手势，彼此心照不宣，一切只看眼睛就心领神会了。
包括开车的汪家礼在内，4个人在腰间的皮带上都别着“家伙”。他们已经定好：抢钱时如果没有人反抗、阻拦，就不开枪；反之，就开枪，无论如何也要把钱抢到手。
准备妥当后，汪家礼抬腕看了看表，7时20多分了。他启动“天津大发”，将车开到闽江街，在华山城市信用社门市部北面约20米的地方停下了。在这里，门市部的前面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孙德林等3个人在车厢里都已经戴上手套、帽子和面罩（女人丝袜），手握枪柄，谁也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等候，几乎听得见彼此心跳的声音。他们尽量把头低下去，以免被外面行人窥视。
坐在驾驶座位上的汪家礼心情更加紧张，握着方向盘的手沁出了汗水。他的责任很重，必须看准时机，快速行动，否则功亏一篑。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终于，从南面开来一辆白色轿车。“就是它！”在汪家
礼身后的孙德林低声说了一句。汪家礼的两个眼珠子像要鼓出来了似的，眨也不眨地盯视着那辆车。迎面开来的果然是那辆“桑塔纳”运钞取款车，在信用社门市部前减慢速度，停下了。看，车门开了，两名押款员下来了……他们走到轿车后面，就要掀开后备箱盖了……孙德林像下命令似地说了声：“开！”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汪家礼这个被同伙们公认驾驶技术最好的人却怎么也打不着火了，急得鼻尖沁出了汗珠……
“妈的，怎么搞的？”孙德林看着汪家礼忙乱着的手和脚，咒骂了一句。
不知道为什么，车就是发动不着。这辆车汪家礼开起来感觉不错，可现在却出现了意外，打不着火。可能是对车还不熟悉，也可能是他太紧张了。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他们眼巴巴地看着那几个押款员拎着装巨款的兜子走进了门市部。
由于发生了这个意外，抢劫行动没有在预定的时间，即27日这天付诸实施，使这个案子往后“延”了一天。这就解开了为什么抢劫案件在被害司机黄长河失踪两天后才发生的“谜”。
第三天，即28日一早，这伙不死心的匪徒再次在原地等候着机会。
是不是还使用这辆“天津大发”？会不会有危险呢？他们为此讨论过，最后认
为，出租车司机失踪从报告到警方立案侦查，一般总要有个过程的，不致于这么快就被发现。作案心切，他们决定还用这辆车。
时光不能倒流，否则，我们会在事前提醒那家信用社门市部的工作人员和那几位押款员：你们应该留心看一看、想一想，为什么在你们送款的时候，连续几天都在门市部附近停放着那么一辆面包车？车里坐着的是些什么人？……这也许是苛求了，但是，对掌管着国家巨额资金的人来说，他们在工作中不是应该比一般人多一分警觉吗？
“我们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这一次，这伙匪徒抓住了机会，当那辆“桑塔纳”停下，押款员（两男一女）
打开后备箱时，只见汪家礼驾驶“天津大发”箭一般地开到信用社门市部前面，越
过“桑塔纳”，停下，一打轮，形成了车尾对车尾。
孙德林第一个从侧门跳下来，手端猎枪飞跑几步，从前面挡住两个手拎一大一小巨款兜子的押款员，厉声喝道：“不许动！抢劫！我就是要钱！……你们回头看看……”
汪家仁和孙德松也跳下车，3名匪徒站成一个“品”字，将押款员们围住。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面对如同自天而降的匪徒的枪口，押款员们惊呆了；出于职业本能，那个手拿电警棍的“保安”要动，另一个也用手在身上摸什么东西，孙德林全都看在眼里，晃了晃枪威胁道：“你们不要乱来！动，我就开枪了！……”汪家仁和孙德松如同饿虎扑食，动作敏捷地拎起了兜子。
“你们先走！”孙德林说，继续用枪逼住那几个人。
这时，汪家礼也端着枪下了车。因为他开车需要良好的视线，不能戴面罩，临时用嘴叼着一张纸，遮一下脸。他抢下“桑塔纳”司机手中的一串钥匙，扔到“天津大发”副驾驶座位上，“天津大发”没有“桑塔纳”跑得快，他怕那个司机开车追赶或跟踪。夺下车钥匙，“桑塔纳”就成了“死车”。
孙德林见抢劫得手，同伙们都上了车，就倒退着走向“天津大发”，也上了车。汪家礼迅速起动，只见那车像来时一样快，飞也似地向南开去，逃离现场。他们穿了几个胡同，车上的人摘下面罩和帽子。跑了大约一分钟后，就把“天津大发”扔了，骑上两辆早已放在那里备用的自行车（两人共乘一辆），来到了汪家仁的家。
当夜，这4个人都做了个好梦，因为第二天是他们分赃的日子。他们已经数过了，这次抢了近30万元。
这一犯罪团伙有个雷打不动的原则：凡是抢劫来的财物，一律按参加行动的人数均分。
抢来的金银首饰，他们扒堆平分；如果数量不太均匀，就做几个纸团，凭各人运气抓阄。后来，王文绪还拿来一架天平。有一次，4个人共同参与一次入室抢劫，事后在平均分完了赃款后，还有一条金项链没办法分。他们商议后一致同意，把这条金项链剁成4截，每人得到一份。
表面看，他们做得都很“公平”，没有因为分赃不均而闹过意见。但实际上，
对这伙极端自私而又贪婪的匪徒来说，在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公平”可言的。孙
德林不是说过，“干这个还讲什么仁义道德”吗？
犯罪同伙暗中潜伏着的龃龉和矛盾，正是由孙德林引起来的。
那一次入室抢劫，孙德林走进卧室，将女主人用绳子捆绑起来。汪家礼进来看了看，卧室相当豪华。他感到孙德林对付一个浑身颤抖着的女人绰绰有余，就到别的房间去了。抢劫临近尾声时，孙德林拎着一个小皮箱子走过来，汪家礼问：“里面装的啥？”孙德林说：“不知道。”汪家礼很好奇，用刀别，也没把小皮箱别开。
汪家礼估量里面不会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带着它也是累赘，就说：“别要了。”孙德林斜了他一眼，讥嘲说：“你知道啥？啥也不懂。”撤退时，负责开车的汪家礼没见到孙德林。他不敢多等，载着汪家仁和王文绪跑了，直奔王文绪家。他们在那里等了半个多小时，孙德林才匆匆来到。汪家礼暗想，他一定是先回家一趟，“卸”了“货”，然后才来的。过了一段时间，汪家礼听孙德林无意中说，他有美元，要换人民币，就想：“我们在一起从来没抢到过美元，那么，他是从哪弄来的美元呢？那天他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回来？是不是在那家豪华的卧室里翻出了美元（据说那个女主人刚从国外回来），自己独吞了？”
汪家礼把这个怀疑对汪家仁说了，汪家仁也有同感。汪家仁和王文绪关系好，就对王文绪也说了，引起王文绪很大反感，联想到他平时总和孙德林意见不一发生争吵，就忿忿不平地说：“那天孙德林为什么非要那个小皮箱子不可？肯定有鬼。我们几个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干这个，他却对我们来这一手，太不够意思了！”
不过，怀疑归怀疑，他们在明面上谁也没向孙德林提出来。那原因明摆着：一方面，这个团伙需要孙德林，他在团伙中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另一方面，他们几个是一条绳上拴的蚂蚱，伤了谁也不好，即使有意见也要维持，就像当年的造反派王文绪后来在接受审讯时顺嘴说出来的那样：“我们几个人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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