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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桂林正在门前的池塘边割草，我问他：“你割草干什么？”
“喂鱼。”他站起身来说。周桂林戴着一顶破了的旧草帽，穿着一件旧蓝布中山装，衣领的衣角向上翘着，扣子也少了两个，小玉死后，他看上去憔悴了很多，也老相了很多，额头上现出一条条黑长的皱纹，说话都打不起精神来。
“你包了鱼塘？”我问他。这鱼塘挺大，有十来亩水面。
“今年才包的。”他说，“找不到别的事做，只好养鱼。”
“你的汽车呢？”
“卖了。”周桂林说，“欠了人家的钱，只好把车卖了。”
“塘里放了多少鱼？”我问他。
“放了两万多鱼苗。”
“你一下怎么筹到这么多钱？”我有些疑惑地问道，上次小玉治病，他已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向亲戚借了不少钱。
“小玉死后，达鑫铁厂赔了六万元医药费。”周桂林说。
“他们自愿赔的？”我问道。
“他们会自愿赔？”周桂林说，“环保局出面，要他们赔的。”
“现在铁厂还生产没有？”
“还不照样生产？说是有环保设备，不影响环境。”周桂林看着铁厂的方向，愤愤然道。
“他们排出的废水还是不是黑的？”
“水倒是不黑了，但烟还有气味。”周桂林说。
“一年下来，水库出得多少鱼？”我问他。
“看价钱好不好，价钱好的话，看能不能出得七八万元钱。”周桂林满怀希望地说。
“嫂子呢？”我问他。
“在家里洗衣服。进屋去坐一下吧。”周桂林放下镰刀，领着我朝家里的方向走去。
我跟他一起进到屋中，门口仍然贴着一幅庆贺春节的对联，“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横幅是“械之家”，只是红纸的一角已经低垂了下来，把家字给遮住了。
秀兰正坐在坪里洗衣服，看见我来了，赶紧起身进去倒水。秀兰穿着一件红毛线衣，毛线衣的背上已经破了几个洞。几年前，周桂林还是这一带的富裕户，靠跑运输赚了一点钱，现在却又变得一贫如洗了。
秀兰从里屋拿出一瓶矿泉水给我。
“喝茶就行。”我说。
“这里的水喝不得了。”秀兰说。
坐下不久，周围的邻居看见我来了，以为又是来采访，纷纷走了过来，跟我反映情况。
“我长到七十多岁，才看见水都喝不得了。”一个花白胡子的老者，坐到我对面，手里握着根水烟筒，抽了两口烟后对我说。
“他是欧四伯，一直靠打鱼吃饭。”周桂林介绍说。
“还打鱼，早几年就不打了。”欧四伯说。
“怎么不打了？”我问他。
“河里几时还有鱼？十年前，在河里搞一个晚上，还捕得一二十斤鱼，多的时候捕得四五十斤。现在搞一天，能够搞点吃鱼就不错了。”欧四伯有些无奈地说。
秀兰又从里屋拿出几瓶矿泉水，每人给了一瓶。
一个穿蓝色花格子衣服的中年妇女接过矿泉水，开玩笑说：“现在有钱了，都买矿泉水喝。”
“每家都喝矿泉水？”我看了那妇女一眼，她就是上次来拍镜头时，我采访过的那妇女。
“不怕死的就不喝。”中年妇女仍然开着玩笑说。
“你家住什么地方？”我问她。
“我不就住那里。”她朝山坡下面指了指说。
“她是下屋里的明嫂子。”周桂林说。
“有这么严重了？”我第一次听说他们靠买矿泉水喝，有些不相信地问道。
“还不严重啊？”欧四伯有些愤愤然道，“死了几个人，都不晓得什么病死的，有的说是癌症，有的说是中毒。到底什么病，都讲不出个道道来。”
“现在年轻人都跑出去了，不敢留在家里。”一个看上去病恹恹的中年男人，有气无力地说。
“你看他，病了好几年。”欧四伯指着中年男人说。
“你贵姓？”我问中年男人。
“姓唐。”中年男人说。
“他是唐砌匠。”周桂林说。
“你得的什么病？”我问唐砌匠。
“全身都是痛的，头晕，呼吸不畅，到县里医院治了几个月，根本查不出什么病，到市里医院又治了几个月，说可能是癌症，到省里医院，才检查出是镉中毒。”唐砌匠喘着气说。
“现在怎么回来了？”我问他。
“没钱了，家里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唐砌匠叹着气说。
“那个就是他崽。”明嫂子指着门口那个含着矿泉水瓶子的小孩说。
门口站着两个七八岁的小孩，一人手上拿着一瓶矿泉水，唐砌匠的儿子将瓶子含在口里，另一个举着瓶子搁在头顶上，想把瓶子放稳。
唐砌匠的儿子穿着一件破旧的灰布夹衣，袖口边上破了两个洞，一条黑色灯芯绒裤子，裤子看上去短了一截。小孩见说到他，把瓶子从嘴里抽出来，伸出舌头做了一个鬼脸，鼻孔里马上流出一串鼻涕，他赶紧用衣袖抹了一下。
“小孩怎么不去读书？”我问唐砌匠。
“读不起。”唐砌匠现出一脸的无奈。
“小孩子身体也不好，一到学校就咳个不停，老师不喜欢，怕影响了别的学生。”明嫂子语含怨气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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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小孩怎么了？”
“队上好几个小孩到医院检查，都是镉超标，还有铅超标的。你看看几岁的小孩，都什么样子！”
我仔细看了看眼前的两个小孩，果然都是面黄肌瘦，精神萎靡。
“原指望到厂里做事，弄几个钱。”唐砌匠说，“没想到钱没弄到，还弄出一身病来。这里没建厂的时候，每年做点泥工活，还过得下去。现在日子都熬不下去了。”
“年轻人都出去了。”欧四伯口气沉重地说，“只留下我们这些老家伙，在这里等死。”
“现在村里的人口，不到原来一半。”周桂林说，“年轻人都打工去了，原来还把小孩放在家中，现在小孩也接走了。再过几年，这个村子只怕会空了去。”
“政府也不管？”我问道。
“干部来了，只到厂里去，几时到老百姓家里来过？”明嫂子说，“来了干部，厂里就杀鸡杀猪，一个个喝得面红耳赤，走的时候，还大包小包往车上塞。如果哪天他们停产了，靠得住，过两天就会有人来检查。等领导来了还检查个屁，他们早知道消息了。”
“镇上我们也去找了，县里我们也去找了。”周桂林说，“上个月村里去了几十个人找镇长，要求把两家工厂停了，你说朱镇长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
“说的那话，气得人死。”周桂林说，“他说不是把厂子放在你们村上，你们还建得起那么多楼房？我说我的楼房是跑运输跑出来的，没沾厂子一点便宜。朱镇长说你没沾便宜，别人沾了。”
“镇里怎么是这个态度？”。
“第二次去找镇长的时候，还挨了打。”周桂林气愤地说。
“镇上敢打人？”我有些不相信地问道。
“外面的人，铁厂请的人，都是些流子。”周桂林挽起衣袖，指着胳膊上一处青紫的颜色说，“我这里挨了他们一铁棍。”
“你们到县里去了没有？”
“怎么没去？”周桂林说，“县里有个姓王的副县长说我们是刁民。还把铁厂的环保手续拿给我们看，说他们的环保没问题，说我们是无理取闹。”
“你说现在是什么世道，根本就没个讲理的地方。”欧四伯说。
“你是记者，怎么也怕干部？”明嫂子笑着问道。
我听了笑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
“记者也归干部管。”周桂林帮着解释说。
从周桂林家出来，看着道路两旁日渐凋蔽的树木，我的心情异常沉重，甚至有些悲凉。这些年，政府年年喊要重视环保问题，可是环保问题却一年比一年严重。干部们挂在嘴上的，总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对干部们来说，GDP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显示着干部们的业绩，决定着一个干部的升迁，以至很多地方，为了把GDP做上去，可以不顾一切。可是，这样的发展，对普通村民来说，没有带来任何好处，GDP所带来的财富，全部为少数人垄断了，而留给普通村民的，却是疾病、痛苦和死亡。村民们不仅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富起来，反而变得更加贫困了，治不起病，上不起学，过去还有一个降的身体，还有一个让人羡慕的生活环境，现在连这一点优势也荡然无存了。而且受到镉污染后的土壤，种植的水稻和蔬菜，同样会存在镉超标的现象。人吃了这样的食物，会造成肾损伤，进而导致骨软化症，周身疼痛，患上一种称为“痛痛病”的怪病。有专家抽检了市场上的大米，其中居然有10%严重镉超标，镉污染影响的不仅仅是花坪村的村民，而是全市、全省，乃至全国人民的降。以损害民众身体的降换来的所谓发展，不知这样的发展有何意义。
早一段时间，我碰到环保局分管环境监察的李局长，问他达鑫铁厂的环保设施解决了没有，他显得有些无奈，说局里已经调整了他的分工，不再分管环境监察了，要我直接去问监察大队。后来我听人说，他之所以被调整分工，是因为收了达鑫铁厂一万元钱，被纪委双规了，幸亏他之前已把钱交到了局纪委，才免受处分。在一次环保检查时，我碰到监察大队的刘队长，问他达鑫铁厂的事，刘队长说上面跟环保局打了招呼，说达鑫集团对地方经济贡献很大，不要轻易去干扰他们的生产。估计环保局已经完全被铁厂买死了。我想自己应该为花坪村的老百姓做点什么，可是，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我仅有的一点能力便是把真相报道出去。可是我有这个能力吗？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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