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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在石峰镇花坪村守了一个通宵，回来的车上，眼睛直打架，恨不得马上就睡一觉。快到家里时，我给林萱打了个电话，跟她讲了昨晚采访的情况，要她上午去采访一下环保局的领导，看他们是否知道达鑫铁厂违规生产的情况，有什么处置措施。
昨天上午我还为这个星期的节目犯愁，记者报来的两条稿子，都还没做完，而且也没什么份量，可是昨天下午接到周桂林的电话，说达鑫铁厂晚上偷偷在生产，要我去采访。
上次报道达鑫铁厂的事情，也是周桂林提供的线索。周桂林是我姨妈的儿子，比我大了五六岁。记得读初中之前，每年放暑假，都要到他家去住一段时间，那可是放假后我最盼望的一件事情，一是可以脱离父母的管束，每天自由自在，姨父姨妈都是很随和的人，只要不闹出什么事情来，向来随我们怎么玩；二是他家靠近麓门江，周桂林每天都带着我，一起去河里捉鱼。捉鱼是件很有趣的事情，用一只竹篓做工具，把布蒙宗子，再在布上开一个汹子，篓子中放入酒米或糠饼，头一天晚上把篓子放到河中水浅的地方，到第二天早上再去取。刚开始时我不知轻重，猛地跑入水中，捞起篓子一看，里面什么都没有。回头却见周桂林，挽起裤脚，轻轻踏入水中，捞起篓子，兴高彩烈地说道，有一条火烧鳊。火烧鳊是麓门江一种很罕见的鱼种，轻易捕捞不到。他提着篓子，见我沮丧地站在水中，问有没有鱼，我摇了摇头，说一条也没有。他说你跑得太快，把鱼都吓跑了。第二天早晨，我便像他一样，轻轻踏入水中，轻轻捞起篓子，可是仍然一无所获。我颇为失望，问是为什么。他说你放的地方不对，鱼一般都喜欢待在回水湾中，篓子要放到回水湾附近，才能吸引到鱼。当天晚上我照他说的去做，第二天篓子里果然多了不少鱼。
周桂林不仅捉鱼很在行，还会识别各种药草的名字，知道什么草治什么病，有次在他家里，我的额头上生了一个脓疮，又痒又痛，他扯了几根不知什么名字的草，嚼碎后敷在疮上，顿时就觉得十分凉爽，没几天脓疮便化掉了。那时在我眼里，他简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能干人。
周桂林虽然很能干，读书却不在行，眼看考大学没有希望，高二的时候便辍了学，回家买了辆拖拉机跑运输，几年后又换了辆大货车。刚开始那几年，跑运输的车少，听说他一年赚得好几万，甚至连我父亲也动了心，一度计划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就跟周桂林一起去跑运输。乡里有句俗话，十个司机九个嫖，一个不嫖也无聊，一些跑运输的司机，虽然赚了钱，却非赌即嫖，有的司机竟至连车都输掉了。但周桂林是个本分人，不赌不嫖，赚了钱之后，很快就盖起了楼房。到我读高中那一年，他便结了婚，不久又生了孩子，眼看日子一年比一年好，没想到前几年镇政府接连引进了两家化工厂，将原有的生活秩序完全给搅乱了。
一是2008年引进的一家化工厂，生产明胶，这家企业虽然带这些废水最终流到了麓门江中，排污口的江面上浑浊不堪，一层厚厚的黑色油状物漂浮在水中，经风一吹，散发出阵阵恶臭。
附近的村民开始变得不舒服起来，恶心，呕吐，咳嗽不止，周桂林说他六岁多的小女儿，身体本来好好的，现在隔几天就要感冒一次，打针吃药都不管用。
村民们经多方打听，才弄清铁厂是在炼铟。铟是一种银灰色稀有金属，全世界的储量仅有18000多吨，而中国就占了三分之二。含铟矿石在地底埋藏了几十亿年，从来没有人想到要去开采它们，可是随着新能源的发展，铟突然成了太阳能电池产业必不可少的原材料之一，以至铟价暴涨，从每公斤400多元暴涨到了10000多元，短短几年时间翻了二十多倍，一些矿石加工厂便铤而走险，不顾一切，对铟进行了疯狂开采。但铟的提炼十分困难，传统的办法是用硫酸对锌矿残渣进行浸取，沉淀出氧化铟，然后在高温下用氢还原为金属铟。铟虽然无毒，但炼铟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渣中含有镉和铊，这两种金属对人体危害极大，如果食物中镉超标，容易让人患上软骨病，铊则是一种巨毒物质。
前些日子《真相》栏目去进行了报道，后来又跟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一起去检查过一次，环保局分管环境监察的副局长李振海，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说起铁厂就义愤填膺，说刘秉根两兄弟根本不把环保部门放在眼里，眼睛只盯着上面，去年铁厂在河东工业区已经被查封了一次，又偷偷摸摸搬到花坪村进行生产，你们要好好曝它一下光。到厂区看了一遍之后，李局长当即要监察大队下了一份整改通知书，责令铁厂停产整顿三个月。现在正是整顿期间，可铁厂白天停工，晚上却又偷偷地恢复了生产。
我接到周桂林的电话后，告诉林萱和吴涛，他们都说这个题材要继续跟踪。
吃过晚饭，我带着吴涛一起去了达鑫铁厂。铁厂原来办在城市近郊，最初的确是一家正规的矿石冶炼厂，市里最大的民营企业达鑫集团董事长刘秉根就是靠铁厂起家的，他发达了之后，把铁厂交给他弟弟刘秉贵负责，刘秉贵接手后，为了谋取更大的利润，开始违规炼铟。因为污染严重，郊区居民不断告状，被环保局查封，刘秉贵便把铁厂搬到了石峰镇花坪村。
在我的记忆中，花坪村本是一个山清水秀、草木茂盛的好地方，村子临着麓门江，在夏天晴朗的早晨，常可见到满河朝霞，波光闪耀，打鱼的筏子布满江面。黄昏边上，晚风徐徐，夹杂着泥土稻谷的芳香，让人心旷神怡。沿河村民常常三五成群地跑到河中去游泳，大部分地方都是直接将河水当饮用水。可是，自从这两家企业落户花坪之后，便没人再敢到河里去游泳了，过去随处可见的渔船，现在一只也看不到了，污染使捕渔这个古老的行业眼看要销声匿迹了，世
我和吴涛先到了周桂林家中，周桂林听到汽车声，赶紧迎了出来，说一直在等着我们。周桂林原本很能干的一个人，而且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现在看上去却有些萎靡不振，脸上胡子拉碴，还不到四十岁，额头上就皱纹满布。我们下车后，看到了他的女儿小玉，躺在客厅的睡椅上，身上围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面色发黄，瘦弱不堪，周桂林老婆秀兰正在给她喂药。我问小玉是什么病，秀兰说老是咳，吃药也没用。我问去医院检查了没有，周桂林说，检查了，市里医院都去了，一直没查出是什么病。秀兰这时拿出一本相集，说是小玉小时拍的照片，我拿过来翻了翻，里面有几十张照片，一个漂亮的小女孩，胖胖的，一双稚嫩的大眼睛，两只小小的辫子，十分可爱。秀兰叹了口气，说原来几多好看，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我问小玉读书没有，秀兰说开学的时候报了名，学费都交了，但只读了几天，就没去了。
我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吴涛把相集和小玉吃药的镜头一一拍了下来。
“他们8点多钟就开始生产。”周桂林说。
“怎么知道他们开始生产了？”我问道。
“他们只要生产，马上就闻得到一股气味。”周桂林说，“那气味难闻死了，等下你就闻得到，让人直想吐。”
我们在周桂林家说了一会闲话，没过多久，空气中果然闻得到一丝丝气味，刚开始时还隐隐约约，后来变得越来越浓烈，周桂林拿出两只口罩，要我们戴上，我和吴涛戴上口罩后，那气味稍稍减弱了一点。
“我们去吧。”我说。
吴涛提着摄像机，我拿着话筒和灯光，跟在周桂林后面，向工厂的方向走去。
越往工厂的方向走，气味越难闻，那些臭气透过口罩，直往鼻子里钻。
铁厂建在一个山坡底下，外面高墙大院，铁门紧闭，气象森严。我们还没到，里面就传来一阵狼狗的狂吠声。
“他们会不会放狗？”吴涛担心地问。
“没事，我找根棍子。”周桂林在路边寻到一根棍子说，“如果他们真放狗，你们先跑，我在后面打狗。”
“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哪里的，应该不敢放狗。”我说。
我举着灯光，让吴涛
拍了一些工厂的镜头，然后要周桂林举着灯，我拿着话筒，做了一个现弛播。为了拍到工厂的全景，几个人又爬到后山上，找到一个视野开阔的地方，工厂的全貌一览无余，车间里面灯火辉煌，人来人往，显得十分忙碌。
拍了工厂的全貌后，周桂林又带着我们找到工厂的排水沟，还没走近排水沟，我就闻到一股难闻的恶臭，差点呕了出来。周桂林问我受得住不，我用手捂着口罩，连咳了几下，才慢慢缓过神来。吴涛要拍镜头了，我打开新闻灯照着沟里，从车间流出的污水，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了出来，污水呈污黑色，不停地冒着气泡，看着就让人恶心。
吴涛拍完后，我拿着灯赶快离开了这个地方。
“这里离麓门江排水口远不远？”吴涛在后面问道。
“不远，就在前面。”周桂林朝麓门江的方向指了指说。
“我们到江边去拍点镜头。”吴涛说。
然后几个人又朝江边走去。铁厂离江边约有一千米，走到大堤上，气味基本上闻不到了，我赶紧取下口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阵江风吹过来，直吹得人心旷神怡。半空中挂着一轮月亮，淡淡的光辉照在宽阔的河面上，显得十分静谧，我忽然想给韩雪发个短信，可是想到此时她很可能和她同学在一起，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周桂林把我们带到排污口，排污口离堤上还有一段距离，即便打开新闻灯，也看不清楚，我要吴涛先拍几个镜头，等天亮了再来补拍。
“他们一般要搞到什么时候？”我问周桂林。
“要搞到早上七八点钟。”周桂林说。
“大概六点钟就天亮了。”我说，“明天我们早点起来。”
回到周桂林家中，已是凌晨三点钟了。明天还要采访几个村民，去江边补拍镜头，这个时候如果赶回去，明天上午还要赶过来，便问周桂林：“你家有睡的地方没有？”
“有，有，只是条件不好。”周桂林答道。
“随便将就一下。”我说。
收好设备后，周桂林将我们带到楼上的房间中，房间里就摆着一张床，再无别的东西，窗户还是原木的颜色，没有漆过，中间的玻璃少了一块，可见这两年周桂林的的家境是每况愈下。我和吴涛躺下后，迷迷糊糊睡了一会，手机的闹钟就响了起来，已经五点半了。两人赶快起来，没有叫醒周桂林，拿着摄像机径直去了河边。
工厂还在生产，那些滔滔而下的废水，未作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到了江中。
拍了江边的镜头后，我们赶到工厂，铁厂仍然大门紧闭，我上前去叫了半天，才有一个中年男人打开门朝外看了看，见吴涛手中拿着摄像机，又赶紧把门关上，再叫，里面就传来一阵狂乱的狗叫声。
“估计他们不会开门了。”我说。
“那怎么办？”吴涛问道。
“你拍点镜头。”我说，“我们再去采访几个村民。”
没走多远，就碰到一个红衣妇女，挑着一担水桶，像是去挑水的样子。我走上前去，把话筒伸到她面前，问她是否知道铁厂晚上悄悄在生产，她看见话筒时还有些迟疑，见问到这个问题，脾气就上来了，大声说道：“怎么不知道？气味臭死人。上次环保局来了，要它停产，它白天停了，晚上继续搞。上面也要来管一下。”
“铁厂对你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我问道。
“影响大得很，气都出不赢。”红衣妇女越说越气愤。
我们又采访了其他几个村民，大抵都是同样的意见。
采访结束后，我们便开着车往回走，这时已到了上班时间，我叫吴涛把我送回家，心想先睡一觉，再到单位去上班。
环保问题一直是《真相》栏目报道的重点，也是许多媒体报道的重点，可是媒体越报道，环保问题却越严重。
关于环保，这些年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国家明令禁止的项目照上不误；环保检查明明被取缔的企业，检查过后又照常开工；一些大企业花重金上了污水废气处理厂，只在应付检查的时候，做做样子。从来没有人认真对待过环保问题，环保部门向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更看重的是罚款，因为罚款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环保局请了几十个临时工，主要靠罚款发工资，把这些企业关了，他们的工资就没了着落。而政府部门要GDP，关一家企业便少一部分GDP。
环保问题关系到所有人的降和生命安全，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真相》栏目只要是报道环境污染的问题，收视率总要比平时高出好几倍。我心中暗想今天晚上的收视率，一定又会直线上升。
可是上午刚到办公室，林萱就告诉我孙总找了她，说宣传部王部长打了招呼，不能播达鑫铁厂的稿子，说最近负面新闻都不能播。我一听心里那个气啊，真想放声骂他的娘，这也不能播，那也不能播，老百姓真正关心的东西都不能播，不知道办电视台究竟是为了什么。王部长经常直接打电话来了难，很多事情根本不是敏感话题，也与社会稳定无关，纯粹是对方凭私人关系找了他，他便借控制负面新闻为由，为对方关说。每次听说又是王部长出面了难，记者们心里都恨得咬牙切齿，可是又无可奈何。
当初从麓阳师院考到电视台，我是满怀着信心来的，以为再也不需要在课堂上讲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道理。我在上课的时候，有学生站起来问我，剥削到底是合法还是不合法，我一时竟不知要如何回答他，如果说合法，显然有背宪法精神，因为宪法中说了，指导我们的核心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又是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便是剥削；可是如果说它不合法，现在私营业主雇佣工人赚取剩余价值又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受到法律的保护。我结结巴巴跟学生解释的时候，发现提问的学生嘲讽似地看着我，我自己也感觉到自己在撒谎，难以自圆其说。平时老师们在一起闲聊时，没有一个不是满腹牢骚，对社会现实颇多非议，可是一到写文章，一到上课，马上变得义正辞严，抨击各种非主流的观点，言之凿凿地为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进行辩护，他们对这种转换已经应付自如，只有我总是感到十分纠结。
当得知电视台招记者的时候，我几乎毫不犹豫就报了名，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录到生活频道当记者。以为到电视台后，凭着自己的热情，凭着自己的努力，总能做出一些好的节目来，可是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能够让你自由发挥的空间如此之小，小到甚至连课堂都不如，有人形容做新闻是戴着镣铐跳舞，总结得实在太形象了。
气归气，事情还照样要做，晚上的节目还照样要播出。这个节目不能播，总还得找个别的题材。
中午吃饭时，才听人说起今天纪委来了人，调查马台长的事情。能够和纪委谈话的，都是中层以上干部，这些人都是马台长这几年提拔起来的，他们自然谁也不会说马台长的不是。下面的记者有话要说，却从来没有说话的机会。
吃过饭后，我问林萱那个下岗再就业的节目做得怎样了，我记得她说过已经差不多了，可是她看上去情绪很不好，一口就回绝了，上午还见她有说有笑的，不知为什么突然情绪就变得这么低落。未必是看到上个月的工资单不高兴了？上个月的收视率不高，频道扣了栏目不少钱，我只能把钱扣到两期收视率特别不好的节目头上，偏偏这两期节目都是林萱做的。这两期节目收视率不高，并不能完全怪她，因为是上面安
排来的题材，一期是关于麓阳市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就，一期是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情况。收视率调查布的点都在城区，城市居民对农村题材不感兴趣，只要是关于农村的题材，收视率一般都很低，所以几个记者都不愿意做农村题材，但她是副主任，我只能把任务交给她。
明天我要找她谈谈，跟她解释一下工资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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