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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还没有到办公室，就接到栏目制片人冯彬的电话，要我和周继平去环保局采访，他说他和吴涛在石峰镇花坪村守了一个通宵，拍到达鑫铁厂违规排放废气废水的镜头，要我们去环保局了解一下，他们是否知道这件事，下一步将作怎样处理。可是到环保局后，没碰到一个领导，找了好几个部门，都不愿意回答我们的问题，便拍了几个镜头回来，周继平说即便他们拒绝回答，我们也可以照直播出去，更加显出他们的玩忽职守，对污染问题无动于衷。可是，刚回到台里，正准备到机房去看片子，孙总就找了过来，说刚接到宣传部王部长电话，要我们不要播达鑫铁厂的那条稿子，最近关于负面的新闻都不能播。我没想到对方会行动这么快，顿时感到心灰意冷，不明白这样的报道怎么不能播。节目是今天晚上就要播出的，这个时候被取消，一时到哪里去找题材？我赶紧给冯彬打电话，可是打了一个多小时，他的电话都处于关机状态。快到中午时，他才回到办公室，仍然头发蓬松，两眼发红，一副未睡醒的样子，瘦削的脸上显出一种疲态。我告诉他节目不能播的消息时，他愤愤不平地骂了一句：“这也不能播，那也不能播，还搞个鸟？”
“今晚播什么节目？”我有些担心地问道。
“开天窗算了。”他仍然愤愤地说。
我知道这只是一时气话，节目总还是要播的。上个星期我做了一期关于下岗再就业的节目，前期采访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只是稿子还没有写完，等下中午加个班，看能不能把稿子写完，中午写完稿，下午编辑还来得及。
可是中午在食堂吃饭时，丁燕跟我说的一件事，却弄得我心神不宁。吃饭的时候，我去得比较晚，刚在靠窗的一个位子上坐下来，丁燕就端着盆子走过来，坐到我对面，今天她穿了一件大红风衣，系着一条小黄花丝巾，显得很悄丽。
“你这风衣很漂亮。”我夸了她一句，“哪里买的？”
“网上买的，不贵，只要两千多。”她伸过衣袖来对我说，“质量蛮好的。”
我笑了笑，没有接她的话，两千多对她来说是一点不贵，因为她爱人开了家公司，她自己的工资基本上都用来买衣服了，可我的衣服很少有上一千的。每次跟她一起上街，我们总是要互相迁就，因为她只流连那些高档名牌服饰，而我则喜欢看较普通的服装。
吃了两口饭后，她忽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今天纪委来人了。我也没怎么在意，心想台里来什么人，向来跟我们这些普通记者没什么关系。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听说是来调查马台长的。我心里陡然紧了一下，不觉抬头看了她一眼，我怕她发现我眼里的慌乱，赶紧装作不在意的样子，低下头去继续吃饭，可是饭菜吃在口里，突然没有了任何滋味。调查什么？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她摇了摇头说，不知道。食堂因为人多，我不好继续问，她也没再继续说下去。快吃完的时候，她问我中午要不要剪片子，我说不要，她问我去不去步行街，我摇了摇头，说昨晚没睡好，想休息一下，便起身离开了食堂。
刚回办公室，冯彬就过来问我，上个星期做的那期关于下岗再就业的节目，可以播了不。我推托说还有几个采访没到位，他问是不是可以凑合一下，应一下急。我摇了摇头说不行，还有些镜头要补拍。其实是我心里很乱，根本没有心思把稿子写完。
我想一个人清静一下，可是办公室里进进出出，一刻也不得安静。我坐到角落的沙发上，闭上眼睛，装作午睡的样子，可心里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想跟别人打听纪委调查的情况，可又不知如何开口。
我安慰自己，这样担心，是不是有些反应过度，事情发生那么多年了，我跟他早已没有任何来往，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况且，他身边那么多女人，就算他坦白出来，也轮不到我头上啊？可是万一他出了事，把我也供了出来，我该怎么办呢？首先遭殃的就是这个家了，我自己倒无所谓，但女儿媛媛还小，今年还只五岁多一点，一想到她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我的心都要碎了，她还那么小，就要为你的过失而承担苦果。朱宏虽然性格柔弱，看在女儿的份上，闹过一段时间后，也许能平静下来，但他那专横不讲理的母亲，只怕不会善罢甘休。
当初我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跟他母亲不无关系。朱宏跟我是大学同学，因为都是枫林诗社的会员，慢慢便走到了一起。大四那年，他把我带到麓阳去见他父母，在火车上他告诉我他母亲是个很严格的人，当时心里就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果然，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个面色冷峻的中年妇女，虽然胖，却没有一点和气的样子，她用审视的目光看了我很久，看得我局促不安，我不自觉地低着头，眼睛望着地上，等朱宏催我进去，才小心地进到里面。我得承认我不是那种善于奉承讨好别人的人，每当遇到别人的不友好时，我的态度总是退避三舍，缄默不言，尤其当我看到他母亲那种冷峻的、甚至略带敌意的眼光时，我更觉紧张局促，仿佛做错了什么似的，几乎一个上午都一言未发。
这次印象肯定是糟透了，以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反对朱宏和我继续来往。他母亲本来就是那种大事小事，都得由她作主的人，对朱宏的婚事，更是当作一件特别重大的事情来看待。
当我毕业后，跟着朱宏来到麓阳时，他母亲竟以我是临时工为由，反对朱宏和我结婚，甚至还将自己一个老同事的女儿介绍给朱宏。我知道临时工只是一个借口，其中肯定还有说不上台面的原因。
“你妈到底有什么地方看我不惯？”在我的出租屋里，我追问朱宏。
“我想她是认为你太漂亮，认为我可能管你不住。”朱宏犹犹豫豫地说。
“她这么说的？”我瞟了他一眼，不相信他说的话。
“她没有明说，是我自己猜的。”
“漂亮有什么不好？别人家想讨个漂亮媳妇，还讨不到呢。”
“那确实。”朱宏从后面揽住我的腰说。
有好几次，我曾决心离开麓阳，回到自己的老家山东去，可是面对朱宏的苦苦哀求，我的心又软了下来。除了他的苦苦哀求之外，说实话，对于做新闻记者，我也渐渐地爱上了这行，每天接触不同的人，接触不同的事情，每天用电视镜头，记录着这个城市发生的点滴变化，记录着人们的喜怒哀乐，虽然有些累，但感到十分充实。况且，回到老家去，我对自己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心中没有一点底。父母很早就离异了，十几年前，父亲跟着一个比他小了十几岁的女人去了另一座城市，留下我们孤儿寡母，母亲一个人把我拉扯大，靠打零工挣钱维持生活和交我的学费，能负担我到大学毕业，已经尽了她的全部能力，工作的事她是一点忙也帮不上。
在朱宏的一再恳求之下，他母亲终于松了口，但还是附加了一个条件，只要我找到正式工作，她就同意我们结婚。
“喂，林萱。”
我睁开眼睛，看见栏目制片人冯彬正站在我面前。
“别感冒了。”他关切地说。
我嗯了一声，依旧闭上眼睛。冯彬出去后，从他办公室拿来一条毛毯，扔到我身上。
我说了声谢谢，摊开毛毯裹住自己的身体，别人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心里却是一刻也不得安宁。
如果我跟朱宏及时结了婚，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发生了，但也说不定，当初我愿意和马台长来往，除了隐约希望他能解决我的临时工身份外，心中其实也有一种我不愿意承认的虚荣心，潜意识中甚至还盼着能够得到台长的赏识。
我和马台长认识，是因为一次采访。那次台里落实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政策，送电视下乡，马台长亲自
带队，领着有线电视网络公司的几个正副经理和技术人员到台里蹲点的长水乡长水村实地考察，本来是安排冯彬去的，冯彬因为正在做一个系列报道，孙华临时要我去。台里安排了一辆面包车，马台长坐在我前面，汽车开动时，马台长问来了记者没有，我举了一下手说，来了。马台长回头看了我一眼，问我是那个频道的，我说是生活频道的，又问我姓什么，我说姓林。马台长很随和地看着我说，小林，辛苦你了。
见马台长这么随和，心里感到很温暖，对他的印象一下子好了很多，毕竟我这么一个临时记者，能够得到台长的问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那时马台长刚到台里不久，很多记者还不认识他。他看上去四十多岁，脑门有些秃了，条形脸，眼睛虽然不大，但很有神，个子虽然不高，但看上去非常结实，显得精明能干。
马台长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怀阳人，没想到他突然冒出一句怀阳话来：“你怀阳哪旮旯？”
“你也是怀阳人？”我惊奇地问道。
“马家铺的。”马台长继续用怀阳话说道。
“我是林家铺的。”我也改说怀阳话。
林家铺和马家铺相距不远，都属于洞山县。我没想到和马台长是同一个县的老乡，心里不由生出一种亲切感来。
到了长水乡后，县委宣传部周部长带了一帮子人在乡政府等着，领着我们到长水村实地考察了一圈，然后在村委会碰了一下头，落实村里有多少住户，需要多少器材，事情便结束了。做完采访后，中午安排在长水乡政府吃饭。我本来和司机坐在另一桌，可是网络公司朱经理，一定要我坐过去，还让我坐到马台长身边，我不肯，马台长朝我挥了挥手说，小林，坐过来。我只好坐到他身边，既感兴奋，又觉不安，到电视台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和高层这么近距离接触。
马台长倒是没一点架子，主动问了我很多问题，哪个学校毕业的，学什么专业，到电视台几年了。当我说我还是个临时工时，马台长显得很惊讶，说你这么优秀的记者，怎么还是临时工。他这么说，让我对转正一下子充满了希望。
长水乡的干部非常热情，为了招待我们，宰了一只猪，杀了一只羊，还不停地轮流敬酒。平时碰到种场合，我都以不喝酒为由拒绝了，但当周部长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时，马台长装作不经意地劝道，小林，周部长敬酒，多少喝一点。我见台长这么说，只好端起杯子，周部长是个胖子，肥头大耳，见我端起了杯子，就说，我喝一杯，你女同志喝半杯。我回头看一眼马台长，希望他能为我解围，可是马台长说，小林，没事，就半杯酒，喝。台长既然说喝，我也不好再拒绝，就闭着眼睛一口喝了下去，只觉一股辛辣的热流沿着喉咙滚滚而下。谁知开了这个头，便一发不可收拾，跟周部长喝了，接着乡长，副乡长，村支部书记接二连三地来敬酒，几杯下来，脑子便变得飘飘然起来。好不容易吃完饭，回到车上，已是天旋地转，胃里面那些不安分的酒水，不时地直往上冒，幸亏我带了一瓶水上来，当感觉压不住时，就赶紧喝一大口水。迷迷糊糊中，我只听到马台长说了一句，小林今天表现不错。网络公司的朱经理也附和道，林记者的酒量可以呀。他们哪里知道，我正在竭尽全力和身体里的残酒作着殊死搏斗，生怕会呕到车上，当众出洋相。
我不知道是我写的稿子，还是我的酒量，给马台长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有一段时间，台里有什么活动，马台长都点名要我参加，每次去的时候，都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之前，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的酒，遇到有领导敬酒，至多举起杯子做做样子。而跟马台长一起吃饭时，遇到别人敬酒，他总是装作不经意地说，小林，喝一点没关系。有时他甚至还亲自给我敬酒，每次我都只好硬着头皮喝了下去。
出事的那次是在深圳。马台长跟随全市经济代表团到深圳参加麓阳市招商引资工作会，他又要上官东安排我跟他一起去深圳采访。
我跟朱宏说起要去深圳出差时，他显得有些担心，到麓阳一年多，我还没有单独出过远门。可是在地方台当记者，出一趟远差不容易，平时遇到这样的事情，都是主任副主任去了，这次若不是马台长点名，还轮不到我头上。朱宏说，出差的事，怎不要男记者去。我说跟着大部队一起去，你放心，不会出事的。
到深圳后，先是开了一整天的会，第二天又接着开会，市里去了不少领导，每场活动，都要守在现场，每个领导讲话，都要拍镜头，连着两天下来，感到十分辛苦。
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整个招商活动才告一段落，好不容易得了一点空闲，吃过晚饭，我正准备和报社记者杨晓玲一起出去走走，才出宾馆的大门，便接到马台长电话，他问我晚上有没有安排，我说没有。他说等下有几个同学请他去泡吧，要我跟他一起去。我支吾着想拒绝，可想到他是台长，又不好触了他的面子，正当我犹疑不定时，马台长说带你去见识一下深圳的酒吧文化，跟麓阳完全不一样。我一想也是，来一趟深圳不容易，总要见识点不同的东西回去，便答应了他。马台长说等下有车来接，汽车来了后，我再叫你。我放下电话，杨记者疑惑地看着我，问我还去不去逛街，我说马台长等下找我有事，杨记者便一个人出去了。
来接我们的人姓丁，年纪和马台长差不多，开着一辆奔弛600，旁边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少妇，是丁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姓刘。刘主任皮肤白晰，性格开朗，打扮得很时尚，上面穿着一件浅红色窄肩背心，下面是一条黑呢短裙，配一双黑丝裤袜，身材十分惹火。马台长介绍说，丁总在深圳做包装生意，开了一家很大的公司。我们到酒吧不久，又来了一个同学，留个光头，姓王，是深圳一所大学的教授。
深圳的酒吧，既时尚，又开放，里面人头涌动，火爆热烈。
我本是一个安静的女孩，即便在最喧嚣的场所，也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某个角落，可是在酒吧落座后，丁总，王教授，刘主任，还有马台长，便不停地敬酒。丁总点的是人头马，兑上雪碧后，度数并不高，可是在他们轮番敬过之后，一下子就喝了十几杯，喝得头都有些晕了。
喝了一会儿酒之后，王教授提出去跳舞，其他人都离开吧台去了舞池，只有我一个人坐着没有动，马台长走的时候还问我去不去，我摇了摇头。他们几个消失在舞动的人群中，在闪烁的灯光下，偶尔能看到马台长疯狂扭动着的身影。
我没想到马台长四十多岁了，还玩得这么嗨。
他们在台上扭了一阵，刘主任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你别坐着，过来一起嗨。
我走到台上，一开始有些手足无措，看着周围舞动着的人群，在酒精的刺激之下，也不自觉地扭动起来。正当我注视着台上辣妹的舞姿时，突然感到有一双手放到了我的腰上，我一惊，回头一看，竟是马台长。我本能地想拉下他的手，可是摸到他的手指，却又放开了，心想我还有求于他，不能让他太过难堪。他以为我是默许了，那双手竟慢慢地圈在了我的腰上，我的整个身子，都贴在了他的身上，我甚至能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男人的气息。我下意识地朝左右看了看，都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不少男男女女，也像我们一样互相搂在一起，在这样一个狂欢喧闹、充满肉欲的喧嚣环境中，每个人都在无所顾忌地放纵着自己，没有人关注你，也没有人在乎你干什么。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还是受环境的影响，我竟变得和周围的疯狂人群一样，兴奋莫名，任由马台长在我身上有意无意地抚摸着。在不远的人群中，我瞥见丁总，刘主任，王教授，三个人抱在一起跳舞，刘主任被两个男人揽着，两眼微闭，双手高举，摇晃着身体，一副尽情享受的样子。我也学着她的样子，闭上眼睛，不停地扭动着身子。突然我感到身上又多了一双手，睁开眼睛一看，竟是王教授站在我的面前，用双手围住我的腰，脸上现出一种坏坏的笑。我想挣脱开去，可是他才过来，我就走了，显得不礼貌，就随他握着。被两个男人这么一前一后地抱着，既兴奋，又紧张，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来，王教授的那双手不时往上移动着，他的两个拇指快要触到我的乳房了，我赶紧拉住他的手，他识趣地把手移了下来。我跳了一会，便从两个人手中挣脱了出来。
我在吧台坐下不久，他们几个也从舞池走了下来。王教授又来给我敬酒，他端起杯子前，跟马台长互相交换了一下眼
色，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是有意要把我灌醉。
接着丁总又跟我喝，刘主任又来跟我喝。我不肯喝时，马台长便在一边撺掇道，小林，就喝了这一杯。听他这么一说，我只好将酒全部喝了下去。
离开酒吧时，我已烂醉如泥。回到宾馆已是凌晨两点多钟，我走路都有些不稳了，马台长扶着我走到房间中，我以为是自己的房间，却发现是个单间，只有一张床。我也没想那么多，躺到床上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等我醒来时，才惊奇地发现自己光着身子，旁边还躺着一个光身男人，一阵羞耻感涌了上来，我赶紧起身穿衣服，这时马台长也醒了，他却若无其事地说，还只六点多钟，怎么就起来了。
我没有理他，想起来穿衣服，可是他又一把将我抱住，我想反抗，却感到浑身无力。因为是光着身子，他很容易地就进到了里面，当我下面被那东西塞住时，竟浑身感到一阵颤栗，那种复杂的情绪，无论如何都说不清楚，疼痛，羞愧，耻辱，兴奋，满足，各种感觉似乎都一股脑儿地混杂在一起。这种感觉是朱宏从没有给过我的，因为他还从没有进到那里面去过，每次他想进去时，我都说疼，他便体贴地止住了，我想在结婚的那一天给他，却不想被眼前这个壮实的男人占有了。他在我里面肆无忌惮地搅动着，大汗淋漓，弄得我一身也汗津津的。我的意识一片空白，两眼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不知自己如何是好。心想，既然已经这样了，就随他去吧。我既无法把他推开，也没有办法惩处他，毕竟他是我的领导，单位的一把手，我还要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可是想到自己坚守了这么多年的处女之身，竟一下子就这么被他糟蹋掉了，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当他完事后，坐起身子，发现我在流泪，他赶紧抽过一张卫生纸，帮我揩拭着眼泪，说：“你别哭，我会对你好的。”
当他掀开被子要擦拭他流出的那些东西时，才发现我腿上的血迹，那些血迹已经干了，一点一点沾在我的大腿上。他惊奇地看着我：“你还是处女？”
我没有作声，心中感到十分委屈，泪水忍不住一下子又直往下流。
“我真没想到。”他竟低下头要去亲那些血迹。
我厌恶地推开了他，心中陡然涌起一阵愧疚之情，感到对不起朱宏，我站起来，急忙穿好衣服，回到自己的房间。杨晓玲奇怪我怎么才回来，我说昨晚到同学那里去了。我打开手机一看，有十几个未接电话，全部是朱宏打来的，我吓了一跳，不知要怎么跟他解释，赶紧去了卫生间，定了一会神，才拨通他的电话，他问我昨天晚上怎么不接电话，我说这两天很累，睡了，手机调成了振动。我感到自己说谎时，心脏在怦怦直跳，因为怕杨晓玲听到，说话时都用手捂着话筒。
我回到房间，站在窗户边，心绪十分慌乱，我是不是从此就成了马台长的情妇，还是只是一夜情？以后，如果他再来找我，我该怎么办？我叹了一口气，心想走一步算一步吧，既然都已经这样了，再说什么也是多余。况且，在酒吧时，我也并没有怎么拒绝他，要怪只能怪我自己的软弱和放纵，给了他可乘之机。
在回来的车上，我一直保持着沉默，心里不时涌上各种各样的感觉。我甚至想到要不要去告他强奸，可是能不能把他告下来呢？那天晚上在酒吧中，我可也是放肆让自己疯狂了一番，如果其他人作证是我自愿的，我该如何辩护呢？即便告倒了他，我的工作怎么办？朱宏这里怎么办？我怎么跟母亲交代？我只能远走他乡，去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地方。还是算了吧，反正这事谁也不知道。
从深圳回来不久，台里决定解决一批临时工的编制问题。生活频道有三个名额，采燃试和考察相结合的办法，考试占60%，考察占40%，从高分到低分录取。考试由台里统一出题，考察由频道总监班子打分。生活频道一共有二十个人参加考试，我考了第二名。可是考察我能得多少分，心中却没有一点底。考试分数出来后，我去找过一次上官东，还带了两条烟到他办公室。可是从他说话的口气，我就知道这次转编没有我的份，他说你还年轻，将来有的是机会，频道还有好几个老资格的记者都没有解决编制问题。
可是这跟资格有什么关系呢？我到频道虽然只有一年多时间，可我也是任劳任怨，尽职尽责，苦事累事没比别人少干一样。所谓考察完全只是凭印象罢了，而上官总监对我的印象肯定不会好，这之前，他发过几条暖昧的短信，我都没有回应，还有几次叫我和他一起出去吃饭，说是陪客，都被我委婉地拒绝了，我想我的职责是记者，是报道新闻，又不是办公室工作人员，陪客不是我的事情。上官东在频道的口碑不是很好，听说好几个女的和他关系暖昧，我实在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
我情绪低落地从他办公室走出来，放在包里的那两条烟也忘记拿出来给他。
我决意去找马台长。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问我找他什么事情，声音压得很低，似乎在开会。我说想跟他汇报一下工作。他说正在开会，散会后再说。
下午我再打电话给他，他说在办公室，要我上去。我赶紧去了他办公室，这还是我第一次走进台长办公室，心里不免有些紧张，我敲了敲门，听到里面说请进，我才小心地走了进去。他的办公室分里进两间，外面是会客室，里面是办公室，在马台长办公桌的旁边，摆着一尊巨大的毛主席全身铜像。
马台长见到我，仍然很温和，问我找他什么事情，我便把频道转编的事跟他说了，我说考试成绩排在第二，平时工作也是尽职尽责，领导安排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讨价还价，在新闻部发稿量一直排在前几名，但上官总监说要我等下一次，我觉得这对我不公平。马台长问他跟你这么说了？我说我找过他一次，他是这样说的。马台长说考察也要实事求是，我到时跟东总说一声。
我见马台长同意了，便起身告辞，他也起身来送我，走到门口时，他说上次在深圳，你是不是生气了。我没想他会问这个问题，一下子脸红耳热，感到很慌张，赶紧摇了摇头，说没有啊。他说，我还以为你生气了呢。没想到他说完，就过来拉住我的手，把我揽进了怀里，我本能地推开了他，说不要这样，你对我的好，我很感激，但我好怕。马台长见我不情愿，悻悻然松开了手。我理了理头发，准备转身离开，想起还要请他帮忙，便回过头去对他笑了笑，说，我走了。他朝我挥了挥手，说，好，你好走。
我以为自己拒绝了马台长，他不会再帮我的忙，我甚至对此不抱任何信心，可最后考察分下来后，我的分数并不低，和考试分加起来，总分仍然排在第三名。对马台长，我不知道要抱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感谢还是抱怨。事情定下来后，我还是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表示我的感谢，毕竟以后还要在台里继续生活下去。
解决了编制问题后，朱宏的母亲也没再反对我和他的婚事。去扯结婚证的那天，朱宏问我是怎么转为正式工的，我说我在台里干了那么久，平时表现好，考试成绩又不错，自然就转了。我没想到，自己说谎，竟变得这么若无其事起来。
我和马台长只有那么一次越过了底线，而且没有继续交往下去，那次在他办公室拒绝他之后，台里再有什么活动，他也不点我的名了，而是指派其他的临时女记者去采访，刚开始时我还有些失落，后来才慢慢发现，追求不同的异性，是他与生俱来的一个爱好，而且又在这种美女云集的单位。那些女记者出差回来后，不要多久，大多从临时工转为了正式工，与我当初的经历如出一辙。
后来我想，即便不是我，换了别的女记者，可能也逃不出他的这番算计。
也许他是个清官，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只要经济上不出事，其他一切都算不了什么。
我在心里默念着，但愿他不要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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