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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时间，小环换了两个工作。她先去钢厂当临时工，学刻字码，学会了又说太闷人，刻一个字码把半辈子的心事都想完了。一天要刻十多个字码，那就是好几辈子。她辞了工，在家里耽了两个月，又闲得脾气见长，去了一家旅店。小环人喜庆，找工作占便宜。小环上班的那家旅店在火车站附近，南来北往的客人多，她聊天有的聊了，因此看上去一时不会再跳槽。小环手松，从小不懂算计，挣的钱不够她花。上班总要有两身衣服，因此她得花钱扯布裁衣服。扯布顺便也给多鹤扯一身。碰上商店处理零碎布头，她会一次买下十多块，给丫头和两个男孩做一身。两个男孩不过半岁，穿着小环为他们买的花红柳绿的布做成的衣裤，人人都把他们认成一对双生女。小环对旅店工作最大的仇恨是值班。每月底一个星期日她得一连十六小时坐在值班室。
事情就出在一个星期日。小环一清早去旅店值班，她刚出门张俭就起来了，他伏在阳台的栏杆上抽烟，听见身后有人开窗。多鹤。她的眼睛在他脊梁上，后脖颈上，又厚又硬的板刷头上。小环不在，两人都听得见彼此的心跳似的。
立了秋热也热得不同。远处钢厂出钢的热气也不会长久停留在空气中。要是这个家没有多鹤该多么好，张俭狠下心这么想。他看见邻居们一家一家地出门，父亲们自行车后座上坐着抱婴儿的母亲，车前杆上坐着大孩子二孩子，抱怨着欢笑着骂咧着从楼下小路拐上大路，让他眼热得痴傻了。他的自行车也能打扮得花花绿绿，前杆上加一把自己焊的小座椅给丫头坐，小环坐在后座上背大孩，怀里抱二孩。他们也能是个让人眼热的一家子，偏偏多出个多鹤。
张俭抽光两支东海烟走进大屋，听见丫头刚睡醒嘎声嘎气的嗓音。她一醒就跑到小屋小姨那儿去了，丫头似乎说弟弟如何她也要如何。多鹤和丫头的对话谁也管不了，就这样流畅地混杂着日本字。他走到小屋门口，阴沉下一张脸。
“丫头，咱们家不说外国话。”
“没说外国话呀。”丫头挑起和他一模一样的两条宽眉毛。
“你刚才说的话我为啥不懂？”
丫头愣愣地看着他，过一会儿才说：“那你说的是外国话。”
他觉得多鹤的眼睛现在在他的右手上。他揍过丫头两回。那是他驴起来的时候。平时他很宝贝丫头，从钳工那里捡的碎钢片给丫头车成扮娃娃家的小桌小椅。他揍丫头的时候两个女人就结成了死党。多鹤会从后面袭击他，用头撞他后腰。小环的嘴是凶器，一长串的恶心话：怎么那么本事啊？在厂里舔领导屁眼做小组长，回来捡最嫩的肉捶！
他眼睛看着丫头的脚，说：“多鹤，咱家是中国人。”丫头穿一双白色的布凉鞋，多鹤做的鞋面小环纳的鞋底。白布凉鞋外面露着丫头干干净净的脚指甲。这一座城也找不着这样的白布凉鞋和粉白透亮的脚指甲。
这个家到处可见多鹤不吭不哈的顽固：擦得青蓝溜光的水泥地，熨得笔挺的衣服，三个孩子不论男女一模一样的发式，一尘不染的鞋袜。
如果什么都能重来，如果没有一场战争和日本人在中国畜牲了那么多年，张俭会娶多鹤的。他不会在意她是哪国人。
他就那么站着，站在她一双黑眼睛前，让自己的念头吓一跳：我会娶她？！我是喜爱她的？！
吃了早饭，多鹤咿咿呀呀唱着日本语的儿歌，把大孩二孩绑在前胸后背，一手拉着丫头。他这才反应过来：这四个人要出门。去哪里？去公园。认识路吗？不认识，丫头认识。
张俭站起来，一边往赤膊的身体上套衬衫。多鹤看着他，脸上的笑容不敢浮上来，但是现在突然就浮了上来。她跑回自己小屋，张俭听见她开木箱。过一会儿箱子盖“啪”地合上。多鹤穿着一条花连衣裙出来，又戴了一顶花布遮阳帽，背着一个带荷叶边的花布坤包。她在三十多平米的单元里小跑，步子很快却不利索。
这是多鹤第一次正式出门，何况是跟张俭带着三个孩子出门，她穿戴起所有的家当。
在走廊上打牌下棋的邻居们看着钢厂吊车手张师傅一前一后绑着两个孩子，他小姨子一身花地拉着一身花的七岁女孩小跑，手里一把油纸伞举在张师傅头顶，为他和两个儿子挡太阳。
人们想这么个家庭队伍哪里不对劲？但懒得去想清楚，很快又回到他们的棋盘、牌桌上。
张俭带着女人孩子乘一站火车，来到长江边。他听厂里人说这里是一个有名的古迹，周末到处是南京、上海来的游客，小吃店排很长的队，露天茶摊子上都得等座位。
他们坐在石凳上吃多鹤临时捏的几个饭团，每个饭团心子是一块酱萝卜。
多鹤颠三倒四地讲着她的中国话，有时张俭不懂，丫头就做翻译。下午天气闷热，他们走到一个竹林里，张俭铺开自己的外衣，把孩子们搁上去。多鹤不舍得把时间花在歇脚上，说要下到江水里的岩石上去。张俭一个盹醒来，太阳西沉了，多鹤仍没有回来。他把大孩二孩绑上，拉着丫头走出竹林。
诗圣庙前围着许多人看盆景展览，张俭挤进去，却不见多鹤的影子。他心里骂骂咧咧：从来没出过门，她还自不量力地瞎凑热闹。这时他突然从人缝里看见一个花乎乎的身影：多鹤焦急得脸也走了样，东张西望，脚步更不利索。
不知怎样一来，张俭避过了她的目光。他的心打雷似的，吵得他耳朵嗡嗡响，听不见自己心里绝望的责问：你在干啥？！你疯了？！你真像当年说的那样，想把这个女人丢了吗？他也听不见自己内心发出的声音：正是好时机，千载难逢，是她自找的！
他把孩子们领到一个小饭馆，一摸口袋，坏了，他把身上唯一的一张五块钱给了多鹤，怕她万一会有花销。原来他是有预谋的：给她五块钱可以给自己买几分钟的良心安稳，至少她几天里饿不死。原来他早上出门时就有预谋：没有带她去她原先想去的公园，而带她来了这个山高水险的地方。他在看见她喂奶，手碰到她奶头，他的心忽然荡起秋千的那一刻就有了预谋……他有吗？
天暗下来，一场好雨来了。小馆子的老板娘十分厚道，一杯杯给他和孩子们倒开水。丫头问了一百次不止：小姨哪儿去了？
张俭把孩子们交代给老板娘，跑到雨里。他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跑上山，不久他又沿着路跑回来。小路挂在山边，通到江里。江水一个一个漩涡，一旦落进去它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张俭哭起来。从十来岁到三十来岁，他没有哭过，连小环肚里的孩子死了，他都酸酸鼻子过来了。他哭多鹤从不出门，从未花过一毛钱，第一次出门，第一次身上装了五块钱就被人丢了。她知道怎样去花钱买吃的吗？她能让人家不把她当个傻子或者哑巴或者身心不健全的人吗？人家会听懂她那一口音调古怪、乱七八糟的话吗？她不会告诉人们她是日本人的，她晓得利害。她真晓得吗？张俭哭从此没亲妈的孩子们，大孩二孩半岁，一下子断了他们吃惯的口粮。不过孩子们会比他好得多，毕竟是孩子，忘得快。但愿他也忘得快些，等水泥地不再干净得发蓝，衣服上不再有掺花露水的米浆香气和刀切一般的熨烫褶痕，他就能把多鹤忘得淡一些。
他浑身发抖，就像给自己的眼泪泡透了。江和天相衔接之处，有船只在“呜呜”地拉笛。他的脸突然跌落到膝头上，哭得胸腔里空空地响。有什么办法能忘掉多鹤最后给他的一张笑脸？她听说他要带她出门，回去更衣梳头，还偷偷在脸上扑了孩子们的痱子粉。她最后一个笑颜是花的：痱子粉让汗水给冲开，又混进了尘土。
张俭回到那家小饭馆时，天色已经晚了，饭馆开始供应晚饭，丫头坐在一张长凳上，大孩二孩躺在四张长凳拼起的床上，睡着了。老板娘说丫头把泡烂的馒头喂给了弟弟，自己吃了一个冷饭团子。
“我小姨呢？”丫头劈头就问。
“小姨先回家了。”他说。头发上的水珠冰冷地顺着太阳穴流下来。
“为什么？”
“她……肚子痛。”
“为什么……为什么？”
张俭拿出了老伎俩：根本听不见丫头的话。吃饭的客人里有一个中年男人，他说他已经和小姑娘谈了话，知道他们姓什么，住哪个区、哪个楼。张俭一边把儿子们绑在身上，一面向陌生的中年人和老板娘道谢。
“我小姨的呢？”丫头问。
他看着女儿。得要多久，丫头的语言里才没有多鹤的话语、口气？
“我小姨呢？”丫头比划着那把油纸伞。
他带着伞出去，怎么会淋得透湿回来？他花不起这个时间和精力去追究了。
“我小姨是坐‘气下’回家的吗？”
到了火车站的售票窗口，丫头这样问他。不用猜，是火车的意思。他要售票员行行好，把他的工作证扣下，先卖给他一张票，等他寄了钱再来赎工作证。售票员看看他和三个孩子，惨状和诚实一目了然。他把他们直接领进售票房，让他们等九点那班慢车。
火车上还很热闹。游玩了一天，又下馆子吃了长江水产的大城市人在火车上又摆开茶水席，吃此地特产的豆腐干。慢车的终点站是南京，广播里播放着上海滑稽戏，讲一个志愿军回家相亲的事。听懂的旅客就一阵一阵哄笑。两个男孩睡得香甜，丫头脸转向窗外，看着自己投在黑暗玻璃上的面影。或许她在看那上面投射的父亲的侧影。张俭坐在她对面，怀里抱着二孩，一只脚伸在对面座椅上，挡住躺在椅子上的大孩。二孩大孩长得一模一样，但不知为什么张俭对二孩有些偏心。
“爸爸，我小姨是坐‘气下’(日语：kishya，火车)回家的吗？”
“嗯。”
丫头已经问了不下十遍。过了几分钟，丫头又开口了：“爸爸，今晚我和小姨睡。”
张俭听不见她了。几分钟之后，张俭感觉眼泪又蓄上来，他赶紧给自己打个岔，对丫头笑了笑。
“丫头，爸和妈还有小姨，你和谁最好？”
丫头瞪着黑黑的眼珠看着他。丫头是聪明的，觉得长辈们说这类话是设陷阱，怎么回答都免不了掉进去。丫头的不回答反而出卖了她自己：假如她对小环和张俭心更重些，她会不忌讳地说出来。她偏偏更爱小姨多鹤。张俭想，丫头对这个身份模糊、地位奇怪的小姨的感情是她自己也测不透的。
“小姨坐‘气下’回家了。”丫头看着父亲说。眼睛和他的一模一样，而这时却睁得很大，让张俭看到他自己若好奇或者怀疑或者恐惧的神色。
“‘气下’叫火车。”张俭说。
丫头已经是小学一年级学生。她在学校左一个“气下”右一个“气下”，太可怕了。但丫头拒绝他的教诲，过一会儿又说：“‘气下’到咱家，小姨不认识咱家的楼。”
“‘气下’是火车！会说中国话不会？！”张俭的嗓门突然压过了滑稽戏演员的调笑，把四周嚼豆腐干的游客全吼乖了，静静听张俭说，“火——车！什么姥姥的‘气下’？火车！给我念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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